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中既能建立卓著功勋，又能创立不朽学术者，并不多见，王守仁就是这样一位体现儒家最高政治境界即“内圣外王”的文武全才。作为明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将其称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伟人，并不为过。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号阳明，世称阳明先生，生于浙江余姚。父王华，在明成化十七年辛丑(1481年)中了状元，王守仁就随父移居绍兴还到过北京。
相传，王华对儿子家教极严，王守仁少年时学文习武，十分刻苦，但非常欢喜下棋，往往为此耽误功课。其父虽屡次责备，总不稍改，一气之下，就把象棋投落河中。王守仁心受震动，顿时感悟，当即写了一首诗寄托自己的志向：
象棋终日乐悠悠，苦被严亲一旦丢。
兵卒坠河皆不救，将军溺水一齐休。
马行千里随波去，象入三川逐浪游。
炮响一声天地震，忽然惊起卧龙愁。
他以诸葛亮自喻，决心要作一番事业。此后刻苦学习，学业大进。骑、射、兵法，日趋精通。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考取进士，授兵部主事。当时，朝廷上下都知道他是博学之士，但提督军务的太监张忠认为王守仁以文士授兵部主事，便蔑视守仁。一次竟强令守仁当众射箭，想以此出丑。不料守仁提起弯弓，刷刷刷三箭，三发三中，全军欢呼，令张忠十分尴尬。
王守仁做了三年兵部主事，突患肺病，以病告归，结庐于会稽山龙瑞宫旁之阳明洞。故世称阳明先生。
王守仁病愈复职后，因反对宦官刘瑾，于明正德元年(1506年)被廷杖四十，谪贬贵州龙场(修文县治)驿丞。刘瑾被诛后，任庐陵县知事，累进南太仆寺少卿。其时，王琼任兵部尚书，以为守仁有不世之才，荐举朝廷。正德十一年(1916年)擢右佥都御史，继任南赣巡抚。他上马治军，下马治民，文官掌兵符，集文武谋略于一身，作事智敏，用兵神速。以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宸濠之乱”拜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
后因功高遭忌，辞官回乡讲学，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宣讲“王学”。嘉靖六年(1577年)复被派总督两广军事，后因肺病加疾，上疏乞归，病逝于江西南安舟中。谥文成。
王守仁生活在朱元璋建明后一个半世纪左右的社会，历经宪宗、孝宗、武宗和世宗四帝。在这一时期，明代政治与社会在守成中纲纪废弛，政治腐败，人心涣散，乱象环生。明武宗正德时期更是各类矛盾的多发期，民众的武装反抗和王室的叛乱此起彼伏。正德十四年（1519），在南昌的宁王朱宸濠反叛，试图取代武宗。对宸濠的不轨之心，王守仁早有察觉，并做好了应对准备。当其举兵叛乱时，王守仁迅速出兵，消灭了宸濠的有生力量，并生擒宸濠，很快平定了乱局。嘉靖六年（1527）广西思田土司叛乱，王守仁临危受命，前去平定。在了解乱因后，未用一卒一兵，便招抚了反叛者。次年，又平定了八寨和断藤峡土著居民的叛乱。在明代多事之秋，王守仁以其卓越的才能为明朝的政治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明史·王守仁传》对其作出高度褒扬而又中肯的评价：“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
当然，治国、平天下不能全赖武力。作为一位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王守仁更加关注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稳定和政治清明的问题。在他看来，政治的清明主要取决于大小官吏能否忠于国家和勤政守职，故极力倡导“人皆可以为尧舜”。他认为：“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亦是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王阳明全集》卷1《传习录上》，下同此书者只标卷数）在穷尽天理的同时，不断提高自己为政处世的能力，是王守仁追求的最高目标，并通过自己的言行向世人传递这一理念。这是王守仁不同于其他思想家的关键所在。他认为，思想意识和道德规范在统治秩序中具有特殊作用，明确指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并宣称：“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业。”（卷4《与杨仕德薛尚谦》）他吸收各家学术之精华，创建出一套知行合一的“心学”体系，以期解决朱熹理学与现实相脱离的弊端，将儒家所倡导的封建伦理道德真正落到实处，使人人能够成为“良善之人”。
王守仁的心学亦称为良知之学，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心即理，或心外无理。朱熹以理为本，认为“天理”是一种在人心之外存在的客观原理，并以理的普遍性来规定人的个体性，其实践的结果是天理与人心的分离，即被天理主宰下的人的自主性的丧失。王守仁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提出了以心为本的主张。他所说的“心”不是指生理上的血肉之物，而是指主体的个体意识，即“心”既是人的身体主宰，又是天地万物的主宰，“理”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源于人的本心。他说：“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耶？”（卷2《答顾东桥书》）并鲜明地提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卷1《传习录上》）心与理的统一是王守仁心学思想所具有的鲜明的思维路径。
第二，知行合一。针对前人知先行后、知轻行重的观点，王守仁从心与理的统一出发，将知与行统一起来。他把知和行看成是一个不能分离的整体，是动态的转化过程。他明确指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卷1《传习录上》）这样，人的道德必须表现为行为，即道德认识与道德践履必须统一。他认为周代之后，“功利之说日浸以盛，不复知有明德亲民之实。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而犹或自以为从事于圣贤之学。如是而欲挽而复之三代，呜呼其难哉！”（卷8《书林司训卷》）他对这种虚伪欺诈深恶痛绝，故全力倡导知行合一，他反对空论，提倡躬行；反对邪说，提倡正心；反对私欲，提倡良知。
第三，致良知。在亲身感受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党同伐异的同时，王守仁深切认识到用传统伦理约束人心的重要性。他认为君臣有义，父子有序，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等，都是与生俱来的。不论圣人、庶民，还是强盗，人人都有良知。在他看来，良知就是天理。他说：“天理即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卷3《传习录下》）他认为致良知的关键在于扫除私欲，一个人穷理、知天的过程，就是致良知的过程:“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脱洒！何等简易！”（卷1《传习录上》)致良知是王守仁知行合一学说的进一步深化，是其心学思想的高度概括。
王守仁具有杰出的文学才能，他的许多诗句至今还在流传。如他写的《忆龙泉山》：
我爱龙泉山，山僧颇疏野。
尽日坐井栏，有时卧松下。
一夕别云山，三年走车马。
愧杀岩下泉，朝夕自清泻。
王守仁的游足还到奉化雪窦山，他写的《雪窦山》诗明丽、秀拔。数百年来被人们传诵不息。
穷山路断独来难，过尽千溪见石坛。
高阁鸣钟僧睡起，深林元暑葛衣寒。
壑雷隐隐连岩瀑，山雨森森映竹竿。
莫讶诸峰俱眼熟，当年曾向画图看。
王守仁一生为官清正，从没有收过礼、也没有送过礼，处处为老百姓着想。尽管他军事才能突出，但他多次希望能不发动战争就不发动战争，若不是限于当时的荒唐皇帝朱厚照和他身边的小人们，也许王守仁可以再次创建一个新的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