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召开的一年一度中国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闭幕。会议期间，幸福、幸福感、幸福指数的字眼成为代表的一个热门话题。有政协委员建议，用“幸福指数”代替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考核各级官员政绩的指标，因为他们认为，增进民生福祉是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和最终归宿。幸福指数到底指的是什么？如何将“幸福”这种主观感觉量化呢？
记者：“胡星斗教授正在北京开的两会有些代表提出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不仅仅只要追求国民生产总值，而是要追求整个社会的和谐，追求幸福指数。那么幸福指数是指什么样的一个东西你能介绍一下吗？”
胡星斗教授：“关于幸福指数怎么衡量这是一个问题。当然世界各国人民实际上他们都追求一种幸福的生活。这个幸福我想既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程度，也包括政治民主的程度。过去我们是用GDP或者GNP，国内生产总值或者是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国力。但是普通百姓他的感受就被淹没其中。所以后来世界银行又提出想ＨDＩ就是人类发展指数，这样的指标。一些世界组织还有的提出什么ＭＤＰ，就是measure of domestic progress 说是进步指数，这样的一些指标。不丹国王又曾经提出国民幸福总量的这样一个说法。现在中国国内人们也是普遍地在议论幸福指数。”
记者：“杨新，你一直在为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做工作。你觉得生态环境的保护是不是应该作为幸福指数的一个重要指标，为什么很重要？”
杨新：“因为人和自然的和谐应该说是体现幸福的首先的一个指标。你想人不管你有多少钱，你生活在一个十分恶劣的环境里面，你肯定谈不上幸福指数。你比如说江河的污染像太湖的污染，太湖周边的新地再发达，但是你面对的不是原来一汪洁净的太湖水，然后是个生产鱼虾的地方，而是面对着一潭死水、一潭臭水。你再有钱，你能谈上一个幸福吗？所以说人和自然的和谐是幸福指数的首先的一种体现。”
记者：“胡星斗教授刚才杨新谈了幸福指数中必须包括生态环境这一重要指数。你觉得其他还应该包括一些什么呢？”
胡星斗：“我想幸福指数应当包括经济发展、民生建设和公民权利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应当包括人均收入、贫富差距的指标，像基尼系数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衡量幸福差距的指标；应当包括一些医疗指标，比如说每万人所拥有的医疗病床数，医疗费用以及医疗费用中个人出资的比例。有多少是个人出的？有多少是社会保险机构出的？有多少是政府出的？还应当包括每万人拥有的一些公共设施的数量；还应当包括这个国家犯罪率；还应当包括成年人识字率或者是初中、高中、大学的入学率；还应当包括人们的参政、议政这方面的一些指标。所以我认为幸福指数的确是比ＧＤＰ更能够反映一个国家的国民，它的国民感受的这样的一个指标。ＧＤＰ或许反映的是国富，幸福指数可能反映的是民富。而且还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富裕。而应当指的是某种效用。经济学中的效用指的是你在主观上的满意程度。”
记者：“杨新，我们知道幸福感或者幸福指数在某些方面是一个主观的东西，你觉得在生态环保方面如何发动普通老百姓参与经济建设和参政的能力，使他能在社区发展或者经济发展能有自己的话语权？这是不是提高幸福指数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呢？”
杨新：“当然，老百姓的参与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你说幸福指数的话是老百姓的幸福指数，不是官员的幸福指数。老百姓的幸福指数那就是老百姓说了算。但是老百姓说了算的话，老百姓对这个地区的发展包括环境他必须要有话语权。否则就体现不出来。你比如说一个地方要发展某种产业，这种产业它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除了经济以外，对环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种环境是不是对我们的幸福指数会有很大的影响。这些都是应该事先告之咱们的老百姓，这个产业的发展对我们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么你们老百姓愿不愿意那么发展。作为老百姓参与进来以后，他会考虑到对自己的影响，就说不仅仅是单纯的ＧＤＰ，单纯的我挣多少钱，他得整体考虑到通过这种发展以后，我在有收入的同时，我的环境情况会怎么样？我的土地的重金属污染，我的打大气以及我周围的青山绿水会不会有影响？那只有这样老百姓有充分的话语权，并且老百姓真正在权衡这种发展的方向和发展的产业。这样老百姓最终可能才有收益，最终才谈得上他的幸福指数。”
记者：“胡星斗教授，幸福感或者幸福指数这里面很多有些主观的成分或者主观的感觉在里面。如何把它量化，使它成为一个行之有效的检验或者说检测官员、检测政绩的一个标准呢？”
胡星斗：“当然具体怎样用幸福指数来考核？我觉得应当像ＣＰＩ指数那样，像消费者价格指数那样有一种科学的编制的方法。各种指数在其中都有相应的权重，幸福指数可以构建出来。然后以这个幸福指数作为各级官员政绩考核的一个主要的指标来替代过去的ＧＤＰ。在这种政绩导向下，或许中国社会才能够出现某种和谐、缓解官民矛盾或者是达到某种长治久安。”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与在北京的胡星斗教授和在成都的杨欣先生讨论有关中国的幸福指数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