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穷人、富人都要革命

发表:2011-03-10 0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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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开始,民主浪潮简直是一发而不可收,把中东和北非的一潭死水卷出翻天巨浪,掀倒了专权三十年的穆巴拉克,并正在结束利比亚的卡扎菲疯子政权。

二十年前,东欧发生的民主巨变,震撼了中国人。同样是在共产政权统治下,东欧人,包括苏联人,最后都勇敢地站起来,结束了共产党的统治。但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这个问题,已拷问了中国人二十多年!

今天,中东和北非的巨变,更加拷问中国人。因为不少中国人认为,阿拉伯和北非世界是落后的,是无法跟现代化接轨的“大漠孤烟直”的封闭社会。但那里的人民用行动粉碎了世人的成见,勇敢地站起来挑战专制,在突尼斯和埃及,都获得了胜利。利比亚的成功,也是指日可待!而且在伊朗、约旦、巴林、沙特阿拉伯、黎巴嫩,甚至阿尔及利亚等都出现了反政府的游行示威。

面对中东的变化,中共仍是老“共”常谈,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实为专制压倒一切)。而那些总愿站在政府角度想问题的文人们,也帮腔什么,埃及发生革命,是因为那里贫穷、落后,老百姓才不满上街。言内之意,中国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老百姓知足,中国不会发生茉莉花革命。

当然,贫穷是一个原因,8400万人口的埃及,是中东的最大国家,在20到25岁的年轻人中,失业率高达40%。在全国失业率中,九成是年轻人。

那么中国的失业率是多少?官方公布的数字一直被质疑有水分。例如中国政府公布的2008年前三季的城乡失业率是4.0%,但当时中国社科院公布的是9.7%,相差这么大,到底哪个准确?台湾经济学者预测中国失业率是30%,亚洲开发银行预测是34.3%。

但埃及等中东和北非国家,一直都是贫穷的,为什么以前人民没有这样反抗?最关键的因素是,今天出现有线电视,网络,手机,还有脸书、推特等等,人们空前地知道了信息,通过“网络政治”,知道了当权者的腐败、社会的巨大不公!

例如,前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个人资产达几十亿美元,网络有报道说,他的财富可能超过全球首富比尔盖茨(450亿)。穆巴拉克的专权和奢华是出名的。《华尔街日报》最近题为“去穆巴拉克化”的文章说,埃及革命成功之后,埃及人正在清理穆巴拉克的遗迹。穆巴拉克和中国的毛泽东、台湾的蒋介石、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一样,也是到处树自己的雕像,大街小巷更是布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甚至地铁出口也不能幸免。还有用他名字命名的城市,像开罗近郊的“穆巴拉克教育城”,地处海滨的“穆巴拉克科技城”。据统计,埃及有388所“穆巴拉克学校”,160个学校是用他妻子名字命名的。更不要说,在每个政府大楼,在每个学校教室,不论公立还是私立的,都有穆巴拉克的画像。

穆巴拉克最后一次电视讲话,宣布他绝不下台。当时他穿了一套有细条纹的西装。英国记者把从电视拍下的照片不断放大,发现西装条纹全是由穆巴拉克的英文名字组成。毛料专家说,要织出这么细的纹路,单是工钱就要一万英镑(近两万美元)。由此可见权力者的奢华!

突尼斯也是这样。2009年美国大使参加该国总统女婿的家宴时,目睹了这个权贵家庭的豪华,很多普通突尼斯人的食谱,还不如总统家人的那只宠物虎的。随后美国大使写出一份外交报告,把突尼斯贵族的奢侈跟普通百姓的贫穷做了比较。这份标示“秘密”的报告后来被“维基揭秘”披露出来,成为刺激突尼斯人起来革命的原因之一。

所以,无论是突尼斯还是埃及的革命,出发点不仅是贫穷,更主要是巨大的社会不公;上层社会的极端腐败,刺激了老百姓强烈的不满。而在当今中国,社会不公、官员腐败,更为严重。中国的贫富差距已居全球之冠: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官方统计,当今中国,10%的富人,占有国家总资产的45%,而最穷的10%的人,只占有资产的1.4%。更严重的是,这个贫富差别主要是权力导致的。

2006年中国社科院的报告说,在中国身价超过一亿美元的11,300多名富豪中,中共官员家属就有9,700多人,占富豪总数的86%。中国各级官员的年收入,已经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到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到85倍!

中国社科院曾对广东、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山东、辽宁等七省市进行调查,发现共产党官员(处级以上干部)的平均资产,超过800万人民币,等於中共官员个个都是百万美元富翁。而据联合国报告,中国每天收入不到一美元的赤贫人口有近两亿;每天收入不到两美元的贫困人口有六亿以上;绝大多数农民根本没有最基本的医疗保障。

在上层腐败、社会严重不公上,中国绝不比突尼斯和埃及逊色,可能更严重。所以,从因权力而导致的贫富差别这点上来看,中国的革命条件也已经完全具备。

至于说中国经济发展,人民比以前富有了,就不会发生茉莉花革命,这个理由也同样站不住脚。突尼斯的失业率(据维基百科《世界概况》)是13.3%,埃及是9.4%;同样有人民上街示威游行的巴林更低,只有3.7%(不到欧盟平均值的一半)。这更说明,贫穷并不是最主要原因。

《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斯蒂芬斯(Bret Stephens)在最近的文章“北京和阿拉伯抗议”中说,波斯湾的小国巴林,人口只有120万,是中国的千分之一,土地面积是中国的万分之一。巴林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二万七千美元,是中国人的近十倍。但巴林人富有了,仍然上街示威,仍然要求结束专制。因为他们认识到了,没有选举,没有政治选择权,就是奴隶,就不是自由人!

斯蒂芬斯的文章说,巴林人所以上街示威,因为“不断增长的社会不公,形成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酵母。”

我们再看利比亚,那里的人民正在用生命的代价,谱写人类争取自由的伟大史诗!面对卡扎菲的残酷镇压(政府战斗机的轰炸,外国雇佣军的屠杀),利比亚人却毫不退缩,英勇反抗,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国歌的那句话: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铺一条通向自由的道路!”

那么利比亚人民是因为贫穷吗?也不是。利比亚的人均收入,也是远高于中国人,在2009年利比亚的人均GDP就已达到一万六千美元(跟台湾一样多)。

所以,在中东和北非,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起来革命,都起来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过上有尊严的、“人”的生活。二十年前的东欧革命,拷问了中国人;这次,中东革命更是无法回避的“提问”:就像六四事件是那句著名的歌词所说的,中国人,你还要忍受多久,你还要沉默多久?!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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