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晓芸，出生在汕头市潮阳区，是汕头大学中文系2002届毕业生，现任广东省出版集团旗下《时代周报》评论部主编，是近年在内地新闻评论界声名鹊起的一员女干将。10月中旬，她应邀回到母校，参加汕头大学新闻学院与国际传播促进中心联合举办的“中外媒介伦理学术研讨会”。
“冲出去，冲出去”
彭晓芸中考时的作文获得满分，被推荐刊登在《汕头日报》。高中毕业于汕头市金山中学，老师们对她更是寄予厚望。然而，彭晓芸却意外地因高考语文成绩较低，没能考上她的第一志愿暨南大学新闻系，来到汕头大学。
高考的失利并没有给她留下什么阴影，反而促使她反思应试教育的问题。她于硕士期间写下一篇文章，发表于《南风窗》，题目就是《从“考试暴力”到国学院的距离》。
在汕大中文系，彭晓芸一直坚信自己的职业规划只有两条路：做个新闻人，或者做学术。但在当时，汕大毕业生进入一流媒体的机会并不多，许多媒体招聘往往只认可北大等一批北方院校，或者在中大、暨大等高校的学历。
“在汕大读本科的时候，很自卑啊。整天想着怎么冲出去，冲出去……”
为了“冲出去”，她积极地寻找锻炼提升自己的机会。大二的时候，她于无意中看到《羊城晚报》校园版招募学生记者。她毛遂自荐，给晚报发去传真，并获得了录用。当时的人们感到惊讶——晚报的招募其实还是针对广州地区的，来自汕大的学生又能提供什么样的资讯？
而之后，彭晓芸写了一系列报道大学动态、反思大学教育的文章，甚至一度被学校找去谈话。但她坚持观点，与领导们进行辩论，认为自己反思大学教育的文章并不影响汕大的形象。
大三寒假期间，她正式到《羊城晚报》实习。在体验过日报新闻模式之后，彭晓芸感觉，那并不是自己最向往的工作方式。她结束了短暂的实习，辞去文学院院刊主编的职务，开始反思：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
“也许我还是迷恋于思想的拓进，”走在汕大的校道上，彭晓芸望着学校旧图书馆的方向说，“我还是想考研，争取走做学问的方向。”
彭晓芸在书房中的照片（照片拍摄于2010年4月，彭晓芸提供）
试验与冒险
2003年，彭晓芸考取了暨南大学研究生，主修中文系文艺学专业。读研期间，彭晓芸在《南方日报》实习过。但问题依旧：“我不是一个好的实习生，依然对跑日常新闻没有兴趣。”她很快结束实习，继续读书的生活。
攻读研究生的三年，彭晓芸有些“不务正业”——经常不上课，而是自己看书。她开始有意识地观察媒体，甚至记录一些节目被屏蔽的次数和时间，或者以消费者名义给市长热线打电话，假装什么都不懂地追问为什么花钱购买的产品不完整？
随后，她获得一个到广州电视台担任正式独立编导（非实习生）的机会。这次，她得到了满意的锻炼和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从前期的选题策划工作、拍摄镜头的设计、现场指挥调度，到后期剪辑、撰稿、配乐，她全程负责，收获了全新的体验。
彭晓芸开始确信，自己更喜欢深入挖掘一个题材背后的各类问题。毕业后，正是凭借着这几部独立编导的片子，以及在一些媒体发表的评论文章，彭晓芸进入当年3月创刊的《南都周刊》，成为一名职业记者。三年的学术训练，使得她拥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与一流的学者对话。她访问过李泽厚、杜维明、顾彬等著名学者及汉学家，同时也参与封面话题的专题策划采写。
2008年，彭晓芸敬佩的“前辈”，时任《南都周刊》副总编辑的长平因敢言被撤职。失望之下，她在同年10月来到仍在筹备、11月才正式创刊的《时代周报》任编辑。凭着非凡的专题策划和采写能力，不到一年时间，她成为评论部的负责人，主持评论版面的改版设计和选题策划。
两次进入具全国性影响力的媒体，都恰逢其初创期，这样的从业经历大概少见于他人。“我的成长经历不具普遍性，我是边缘的新闻人，一直惭愧于没怎么到达现场，于是美其名曰思考型的记者”，彭晓芸如是说。
坚持新闻理念
作为评论部主编，彭晓芸要主持整个评论部的日常运作，策划周报每期一次的时政热点专题，有时候也参加写作，为周报撰写长篇社论。
她很早就开始关注维稳问题背后的隐患。今年3月份两会期间，她发表文章《让维稳压力转化为维护公民尊严的动力》。后来的文章《反低俗：保持中立性是政府最大的美德》直面国家权力与公民道德生活，影响不俗，对争议中的政府权力范畴给出明确界定。10月份，她撰写社论《将“变革”制度化需要和解的智慧》，对困顿敏感的时局再次提出建设性意见。
周报创刊近两年，能够从全国报业集团林立中突围而出，与彭晓芸主持的评论部的工作密不可分。她与评论部的同仁们一直秉持着不偏激、不民粹、有建构的价值观，撰写和编辑着周报的评论。
这种坚持得到了学界和业界的普遍认可。著名传播学者、中山大学特聘教授吴飞在其博客中是这样评价的：“在彭晓芸的主持下，《时代周报》的评论版，已经成为平面媒体值得关注的动向。他们提出的‘深度评论’的理念，可能会对中国新闻评论的写作，带来一些新的思考。”
期待新生力量
在写作时评的同时，彭晓芸乐于思考中国传媒的方向，反思媒体人的种种局限。她发表了一系列的媒介批评文章，提出媒体人面临着的变革。
对于媒体生态，她认为，良性的行业竞争以及同行的媒介批评，有利于防范媒体组织的官僚化和思维固化。她经常和很多其他报业同行一起讨论问题，他们甚至觉得有必要形成媒体人的民间沙龙、行业协会。
“我不知道一些同行是否能够理解我的批评和反思，如果他们把这种批评看作是攻击某个报纸，那就错了。我对《时代周报》本身也有批评，我觉得这是一个 ‘价值共同体’时代，而非‘组织共同体’时代，即价值观一致的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聚合，而在一个固化的组织内部，其实未必是同一个报纸、集团的人，就天然地彼此认同。”
在汕大的研讨会结束后，彭晓芸回到广州，喜不自禁地在微博上发表赞赏之语：
“开始想，这所让我曾经自卑的学校，如今如何让人看到希望。原因无他：自由生长，体制外力量的介入，官僚化程度大大低于很多的重镇名牌。这个路径显然是未来的方向，学术必须有自由的空气，必须去行政化，否则，再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也经不起权力的蹂躏。”
在与汕大的师弟师妹们的交流会上，彭晓芸发言不多，却特别强调一点：
“中国媒体在发展之中，媒体生态在产生许多变化，新生力量很可能在一些目前获得一定自由空间的地方。他们现在未必引人注目，但不可忽视。”
2010年10月24日发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