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窗情靠这张小学毕业照，高秉涵（后排右四）在台湾和校长（左立者）相认，改变他劫后余生的命运。
动荡的一九四九，山东男孩高秉涵在兵荒马乱中，牢记母亲的叮咛：“跟着帽子上有太阳（白日）的，不要跟着星星”，跋涉千里，来到台湾展开截然不同的人生。
一九四八年，高秉涵十三岁，刚从山东省渮泽县第二小学毕业，并报考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初中部，拿到新生录取证明书。
当年国共内战激烈，山东一带战云密布，菏泽孤城也危在旦夕。高秉涵的父亲是国民党员，遭进逼的共产党杀害，但是高秉涵的阿姨和两个姊姊认为国民党腐败、蒋介石抗战不力，已早一年跑到延安，偷偷加入共产党，对家中变故浑然不知。
母一再说：别跟错星星
那时，国民政府在江南广设流亡学校，免费收容华北沦陷区学生。高秉涵于是带着一张小学团体毕业照和初中录取证明书，跟随学长逃奔江南。
“如果学校解散了，你要紧跟着国军走。国军不回来，你千万不可以回来，回来你就没命了。”临别前，母亲一再叮嘱：“军帽上有个太阳的才是国军，有星星的是八路军……，别跟错了。”这一幕深烙在高秉涵脑海里，至今难忘。
街头被押在国军当小兵
一九四九年春节过后，国共两军对峙长江两岸，这时政府无暇顾及流亡学生，设在江苏无锡的鲁南中学第七分校，就在连日断炊中不宣而散。年长的学生投笔从戎，维持生活；多数学生结伙渡长江返乡。高秉涵拎着简单行囊，徘徊在无锡街头，不知何去何从。
这时突然有两个荷枪士兵强押高秉涵上军车，换搭军用火车，连夜开往安徽芜湖。高秉涵抬头端详这些官兵的军帽上都有白日徽记，当下“我窃喜又安心，这是母亲要我追随的国军。”高秉涵于是被编入第八兵团野战医院充当卫生小兵。
一九四九年四月廿日，共军深夜强渡长江，国军奉命撤退。高秉涵跟着国军和大批来自各方哀号的难民，从芜湖夜以继日地步行，跋山涉水数千里逃抵厦门，年底再撤到台湾。
腿伤溃烂流落台北街头
苦行途中，高秉涵双腿竟遭部队滚烫的稀饭烫伤，逃难途中无药可医；伤处溃烂长蛆，差点截肢。当时高秉涵才十四岁，身材瘦弱，不合当兵体格要求，来到台北举目无亲，被迫流落街头。
为了治病考铁路局小贩
“我住在火车站里，在车站东南边的垃圾场和野狗抢食物；幸好捡了一件旧皮衣过冬，才没被冻死。”拖着溃烂的双腿，高秉涵走路一跛一跛，打扫马路的妇人见他如此狼狈，好心建议：“孩子，你的脚非看医生不可，你去报考铁路局小贩（限十五岁以下），就能去铁路医院治病了。”高秉涵顺利到火车站卖便当，一双腿也幸运保了下来。
过了几天，高秉涵在火车站前巧遇渮泽第二小学校长李学光，他兴奋地上前自我介绍：“我是第二小学的学生。”校长半信半疑。高秉涵拿出随身携带的毕业照，校长很欣慰，带他回家同吃住，力促他以当年的初中录取证明书（同等学力）考上建中夜校半工半读，最后就读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成了开业律师，直至今天。
老共若来“眠药煮粥”“逃难真的逃怕了！”七十四岁的高秉涵最懂安居乐业的可贵。在中美断交危机时，许多人卖了房产移民海外，高秉涵告诉妻子：“台湾是我的家，我绝不离开；老共如果血洗台湾，咱们也不逃了！”他做了最坏打算，备妥高单位安眠药，当老共真的上岸，就“把安眠药煮在粥里，大家吃了。”
回头看，历经家破人亡、三餐不继和九死一生的艰困，高秉涵反而觉得一生丰富多采，“太阳”和“星星”也成了他心中难以磨灭的两大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