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合国最近发表的第20次“人类发展报告”中，最令人讶异的可能是中东与北非穆斯林国家的优异发展成绩。以“人类发展指数”（HDI）来看，突尼西亚过去 40年来的进步幅度高居135国中第六名，赢过马来西亚、香港、墨西哥或印度。埃及的表现也毫不逊色，进步幅度是第16名。
人类发展指数同时考虑到健康、教育以及经济进展。埃及与突尼西亚在经济方面表现优异，但最亮眼的还是他们在健康与教育的进步。突尼西亚人的预期寿命是74 岁，胜过匈牙利或爱沙尼亚这样享有两倍以上收入的国家。埃及的孩童有69%在学，与更富裕的马来西亚同级。显然，埃及与突尼西亚不是无法提供社会服务、散播经济发展的失败国家。
但到头来这些都不重要了。突尼西亚与埃及的民众对他们的政府气得发疯，无法再忍受。如果突尼西亚的班阿里或者埃及的穆巴拉克寄望经济发展能为他们带来民望，他们一定相当失望。
这场“阿拉伯惊奇”带来的第一个教训是，优异的经济发展不代表政治体制同样优秀。政治与经济可以很长一段时间背道而驰。没错，全球最富裕的国家几乎都是民主国家。但是在没有民主政治的情况下也能享有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光凭民主政治也无法发展经济。
尽管埃及、突尼西亚与其他中东国家交出了不错的经济成绩，这些仍是威权统治的国家，权力掌握在一小群人手中，贪腐、侍从政治与裙带关系横行。这些国家在政治自由与清廉的得分排名，和发展指数的表现天差地别。
在突尼西亚的“茉莉革命”发生以前，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发表报告说，突国“当局继续骚扰、逮捕与监禁新闻记者、网路部落客、人权运动人士以及政府反对派。”埃及在国际透明组织的2009年贪腐调查报告中，在180个国家落居第111名。
民主与经济的关系反过来也相同。印度从1947年起就是个民主国家，但是直到1980年代，印度都一直无法脱离疲弱的“印度式经济成长”。
第二个教训是光靠快速的经济发展无法得到政治稳定，除非政治体制也能同样高速发展成熟。事实上，经济发展会带来社会与经济上的流动，本身就是政治不稳定的源头。
已故的政治学家杭亭顿（Samuel Huntington）40多年前就已经提到：“社会与经济上的变动会使政治问题扩大，都市化、识字率升高、教育程度提升、工业化、大众媒体的发展将会使政治要求倍增，政治参与层面扩大。”现在还有推特（Twitter）与脸书（Facebook）这样的社群网路媒体，经济变动造成的不稳定力量更难以抵挡。
这种政治不稳定在社会的动员能力与政治组织的品质落差甚大时更加明显。一个成熟的国家政治体制，可以透过调停、反应与代表的机制回应底层的要求。但如果政治体制不成熟，他们将只会紧闭大门，希望不满的情绪自行散去，或者希望靠经济发展来买通人民。
中东的这场事件显示紧闭大门是行不通的。突尼斯与开罗的示威群众不是在抗议缺乏经济机会，或者社会服务欠缺。他们聚在一起抗议的是政府心胸狭隘，独断独行，贪污腐化，且不让人民有发声空间。
要应付这些政治压力，政府不必一定是个西方式的民主政府。我们可以想像一个政治体制不透过自由选举与政党竞争，一样有能力回应民众心声。有些人可以举出新加坡或者阿曼，证明世界上有能够持续面对经济变化挑战的威权政府。但到头来，西方民主体制是唯一通过长期历史考验的体制。
这让我们来看中国的情况。在埃及抗议运动达到高峰时，中国网路用户搜寻“埃及”或者“开罗”将找不到搜寻结果。中国政府显然不希望民众读到埃及的事件，从中取得“错误”的信念。1989年的天安门记忆犹在，中国领导人决心不让旧事重演。
当然，中国不是突尼西亚或埃及。中国政府已在地方试行民主选举，并且严厉打击贪污。尽管如此，过去十年来各种示威抗议依旧层出不穷。2005年，中国总共出现了8.7万起称为“突发群众事件”的抗议。2005年是中国政府最后一次发布这项统计数据，显示抗议自此是有增无减。异议人士也仍冒着生命危险，挑战中国共产党的独断体制。
中国领导人的赌注是，生活水准迅速增长及工作机会增加，可以压制沸涌的社会与政治紧张。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一直要把年经济成长率的目标订在8%，他们认为这是个可以抵销社会不安的魔术数字。
但埃及与突尼西亚的例子已经敲响一记警钟，萦绕在中国与世界各地的威权政府耳里：光靠经济发展无法让你永远执政。
（Dani Rodrik是Project Syndicate专栏作家，现任哈佛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编译谢东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