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大教授魏荒弩《枥斋余墨》介绍，1949年红中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毛泽东致欢迎词。郭沫若、茅盾等文坛名人、民革代表邵力子都有发言。邵力子时年67岁，白发苍苍，从“中山先生”说起，刚开头，37、43岁的何其芳、赵树理站起来大声嚷嚷和严词训斥。当时台上台下鸦雀无声。这件事很值得一评。
一、羞辱是斗争，不讲资格。
魏荒弩当时被“老（匪）区”来的这种“斗争精神”震撼了。如此文人的粗暴和痞性，“着实令人敬畏”，可能当时“新（民）区”的文人都被惊呆了。这种震惊直到今天，依然让人困惑：赵树理、何其芳有什么资格当众羞辱邵力子呀？
“赵树理、何其芳有什么资格当众羞辱邵力子”，这句话在共产党创建“新中国”里很成问题。讲资格，共产党能把坏事做尽、做绝吗？不以道德自律，不守法律秩序，共产党才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下，在中国大陆的广阔范围，复活“怒撞不周山”的远古传说中的“共工部落”和进行“文革”的超人魔法。
二、邵、赵、何是共产暴乱的同志。
邵力子（1882年12月7日－1967年12月25日），浙江绍兴的清末举人，1906年留学日本和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创办《神州日报》等几种报纸，宣传反清思想和西方思想文化，支持五四运动。邵力子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党的第一批党员，跟陈独秀一起在上海创立中共。1926年8月，接受陈独秀、瞿秋白建议，脱离中共组织关系。1928年2月起，历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陆海空总司令部秘书长、国民党三届中央监委、甘肃省政府主席、陕西省政府主席、驻苏大使等职。任职期间，反对清共剿匪，批准出版《鲁迅全集》、《毛泽东自传》，支持共产党创办《新华日报》。1949年参与共工部落酋邦的筹建。
赵树理（1906年9月24日～1970年9月23日），山西沁水的农民作家，主要代表作品有《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和《三里湾》等，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曲解农村宗法社会的变迁问题，为共产党在农村颠覆婚姻、社会传统的邪恶思想言行做文学宣传， 以开创“山药蛋派”载入共工部落大酋邦的文学史册。赵树理1937年加入共产党，历任部落大酋邦文联常务委员、作家协会理事、曲艺协会主席，曾任《曲艺》、《人民文学》编委、中共八大代表，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在文革被以“黑标兵”罪名遭到长期的批斗：游街示众，打断肋骨，跌断髋骨……隔离审查中继续挨斗，直到死亡。
何其芳（1912年～1977年) 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四川万县乡绅家庭出来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以“汉园三诗人”之一载入中华民国现代派诗群史册。著有《画梦录》、《预言》等散文集和诗集，诗作文字华丽哀婉，引人神伤，入延安后任“鲁艺”主任、朱德的秘书，文风开始大变，充满暴烈的声音，有《我们的生活是多么广阔》，《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等诗作。1949年共工部落大酋邦建立后，基本放弃创作，成了中共文学宣传界的政治“猎犬”或“猎抢”，历任部落大酋邦文艺联合会委员、作家协会理事和书记处书记、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批胡风运动中的勇猛者，在文革中也成了“走资派”，文革结束即死亡。
邵力子、赵树理、何其芳，年龄上属于老少两代人，却是共产暴乱的同志。
三、表面上是羞辱，实际上是邪恶教徒内斗。
现在再来评判邵力子遭遇何其芳、赵树理的政治训斥，脉络比较清楚了。这件事表面上确实是羞辱。把邵、何、赵三人当作中国人来看待，从中华文化传统视角来看，晚辈何其芳、赵树理不知礼数，以下犯上，属小人狂妄之举，欺负共产主义师门中的长辈、中共地下斗争的元老和元勋，礼教上典型的痞子行径。这是性情温和的小人儒遭遇激烈的小人文痞，所必然出现的有违礼教传统的羞辱。
但这三个人却又都是中共乱党邪教的同志，志愿选择了由推崇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转入实践斗争和独裁的党文化的邪路。所以这三人之间的这件事，又不能简单地视为礼教中的羞辱。甚至不能当作羞辱来看待，因为这三人都是反礼教的。既然都是斗争和独裁的党徒和教徒，那就没有长辈和资历一说，就是匪窝内斗。
邵力子晚清举人，中华民国国民党内部比郭汝瑰更高级别的内奸，都吃里扒外为共产党而战斗，郭汝瑰在四年内战中在情报领域，邵力子在共产党整个乱国造反的29年（1920年到1949年）里在宣传和政治领域，彻头彻尾的伪君子。中共没有邵、郭二人，是颠覆不了中华民国的。对中共功勋如此巨大，且资历如同陈独秀的中共老人，被赵树理、何其芳这样的主要凭文字天才和痞性的小字辈——山西农民小作家，四川乡民小诗人——进行政治教训，实乃掌握公平秤的上苍的历史安排：恶有恶报，何、赵就是来小小的折磨一下邵力子，由此立威。赵树理、何其芳也确实因此不讲礼数的霸道成了共工部落酋邦的文学界的高官。
动不动就和人斗，以斗为乐，并非和为贵的中国人的毛病，而是党文化和毛泽东思想哺育出的劣根。何其芳、赵树理羞辱邵力子，其实就是上苍安排三个恶人相遇，借两小人的邪性，给伪君子吃里扒外恶行的恶报：现世现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