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先说几个数据：第一个数据，根据联合国的标准，联合国规定每天收入在一点二五美元以下的人属于什么人呢？是赤贫的人口。中国现在有多少我先不讲。如果说按联合国标准贫困人口是多少呢？两美元，一天收入两美元以下的是贫困人口。
中国大陆在去年的十二月份公布一个民政部的数据，要提高中国的贫困标准线，提高多少呢？每人年收入一千一百八十元。也就说贫困线是一个月不到一百人民币，十几美元。所以国际社会就问它了：你为什么不按联合国赤贫标准定这个线？结果中国政府发言人就讲说我们现在是一千一百八十块年收入的时候，我们的贫困人口有多少呢？有四千万；如果我们提高到一年收入一千五百块的时候，我们贫困人口有多少？八千万；如果说我们提高到一块二毛五美元标准线的时候是多少？二亿五千万人是赤贫的；如果达到二块美元收入的时候是多少？全中国有九亿人口是属于联合国规定的贫困人口。
这个数据是一个官方公布的数据，这个数据非常可怕的，为什么可怕呢？就是说中国大陆人口里如果现在按照官方公布的十三亿人口里有四亿人口是非常富裕的，但是有九亿人口是联合国规定的全球的贫困人口之中的。也就是全球的贫困人口当中中国人占了多大比例？百分之八十五！占了全球百分之八十五的比例。你们大家不要想像非洲很穷，实际上非洲低于二块美金的贫困人口比例非常小的。所以中国占了全球大部分的贫困人口。这是一个数据。
在今年的一月十二号，中国统计局总经济师叫姚景源的，这个姚景源先生他公布一个数据，新华社采访时候他说大家不要害怕通货膨胀，中国现在通货膨胀是不高的。他说按照历史上看，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通货膨胀率是多少？百分之五点六，去年才五点多，还没有达到平均数呢。在一九八八年跟一九九四年中国的通货膨胀分别达到百分之十八跟百分之二十四。
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根据经济学国际上的标准，一个国家通货膨胀如果超过百分之四的时候，它就意味这个国家进入恶性通货膨胀了。姚景源先生公布这个数据就意味着一个什么概念呢？就说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在一种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发展的，他平均的通货膨胀率是百分之五点六，超过这个线。当然以前中共没有公布这个数据，他是《人民日报》采访的时候讲的这个数据。
在最近也是在一月份，央行的副行长叫马德伦，他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人民币遇到五大困境，其中最大的困境是什么呢？人民币现钞供应与印刷能力的严重矛盾。他讲中国现在有六家印钞厂，三家印币厂。纸钞厂六家，总共三万多人，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印钞厂。但是他说由于人民币现钞发行量不可预测，由于金融的原因，政策的原因不可预测，所以造成了建国以来除个别年份以外，每年都是以百分之二十的速度增长现钞供应量。造成了中国人民币的印刷厂整个工程的建设速度赶不上发钞速度，造成了现在遇到了严重的印钞能力不足的问题。所以造成了市场上人民币现钞短缺，而造成人民的恐慌。这是马德伦讲的话。
这个话讲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他说的是中央央行跟中央政府对人民币的印钞量是不可预测，他们不可掌控，他们难以控制，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他可以随便印钞票的；第二，透过百分之二十的印钞的递增的速度，而这个递增速度现在还在增长，造成了生产能力、印刷钞票的能力不够。当然他解释有很多原因，技术人员的培训，还有工厂安装，厂房建设都需要周期，所以造成现在难以满足。这说明什么？大量印钞票造成中国通货膨胀。后来中国人民银行副银行吴晓灵讲话，她说通胀问题怎么造成中国经济问题？其实中国这几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增长，是因为我们发行了过多的钞票把整个中国推动起来了。
这时就遇到问题了，既然这么说的话，为什么在海外看到中国很有钱？这其实是我跟美国的一些官员和经济学者都谈过的问题，他们都不理解中国的事情，他们觉得中国现在很强大，经济非常好。中国现在有两万八千亿的外汇储备，很快就要突破三万亿了。他们说全世界的外汇储备加起来也就刚刚跟中国一样，中国是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中国政府有这么多钱。
但是他们并不理解中国的外汇储备并不是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不是中国政府拥有的财富，它实际上是笔负债。大家可能不理解这个问题，我跟大家讲，按照西方的观点，一个政府拥有的外汇储备是真正政府所拥有的财政，是他拥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美国拿个美元换日元、换台币的时候，不是跟政府换，是跟银行换，银行是跟另外一个私人去换的。等于银行只做一个交易的中间体，你卖出美元之后买进的是台币，这个台币也没有增发，美元也没有增发。
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的外汇制度中间是个人民银行，当你把美元进入中国时，你是卖给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印钞票发给你人民币。也就是说你中国出口的东西越多，中国银行的外汇储备越多，但是同时印出的人民币钞票也是越多。这个话大家可能不理解，就像我们一个家庭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加上我太太，他们每个人挣钱把美元都交给我。
但是我在家里的时候不给他们美元用，我写纸条，我发一张白纸条给我每个儿子、女儿，告诉他们你们在家吃饭都用纸条，这个钱就把他们的劳动都集中在我手里头，这时候我就成为最有钱的一个富翁。所以中国政府利用这个外汇制度就变相把全中国的生产财富，尤其出口的财富都集中在手里了，它一下就握有全球最大、最高的外汇储备。但这个从财务上讲、财政上讲，它只是一个记账过程中的平衡点，它借入的是美元，贷出的是人民币，它实际上是一个借贷是平衡的。
但是有一点我们要知道，当美元被中共拿到手的时候，这个钱就被政府拿来任意去花销了。这个美元是什么呢？就相当于过去黄金本位时候的黄金发行人民币的黄金，储备黄金。但是我们又知道人民币一旦发出去之后你没办法去收回了，很难收回的。这个美元在你手里一旦外资撤出的时候，他就会把人民币交回，要你给美元，而这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一个现象出来，当外资要撤出的时候美元就会越来越少，中国手中美元就少。在这时候就等于黄金储备，发钞票的黄金就减少了，人民币就要升值了。
所以中国经济有个陷阱在里头，就是当它经济增长越快，出口越多的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就越多，它把全国的出口外汇都拿到手里。同时中国由于出口大量的物资到海外，资源少了，水少了，但是它印的钞票越来越多，人民币越来越多了。就造成中国的经济越发展，通货膨胀会越严重，所以这时候中国经济就有一个不可持续性了，所有全球经济都没有中国这种模式。
所以你看到中国发展经济不要以为现在中国经济很好，你看到好是因为把全国百姓的财富政府拿到手里头，但实际上内部是靠通货膨胀的，因为它的钞票印的越来越多，而且物资越来越少，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现在给大家看到我们在美国的物价相反要比中国便宜。前两天他们跟我说买茅台酒都买不到了，我知道以前茅台酒三、四十块钱一瓶，说这个价格在中国你根本不可能，中国买一瓶茅台酒大约七、八百块钱，甚至一千多块钱。所以他们就反过来从美国买茅台酒运到中国，去赚钱去了。所以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就中国出现很多物资被廉价出口之后，在中国同样的产品反倒物价非常的高。所以现在在中国不管你买鞋、买衣服什么都比美国要贵，这是因为钞票在里头。而为什么说美元会升值？
你想这个世界上美元只一万块钱，中国拿走了三千块，你拿的越多，你手里的人民币相对就要升值起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中国大陆很明显的知道西方各国逼人民币升值的渠道、这个时间来赚中国政府的钱，但中国政府还就故意让它去赚，为什么？因为当人民币有一个升值预期的时候，比如说大家预计每年升值百分之六，实际上从二零零七年到现在为止升值已经升值百分之二十六了。百分之二十六是什么概念？按照二零一零年二万四千亿的外汇储备，百分之二十六升值等于是中国损失掉了五千亿。就是说二万四千亿美元中它损失掉了五千亿。五千亿什么概念？
一九九七年是中国外贸净利润一百四十亿，到了二零零九年时候净利将近一千四百亿，五千亿就至少损失了中国五年的外贸出口的利润，也就是说中国五年的出口白干了。美国政府为什么要中国政府去人民币升值？一方面中国政府去买更多的美国国债，同时逼人民币升值，因为你买一百块国债，一年后人民币升值百分之六，一百块我只要还你九十四块钱了。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但是中国政府看到这个问题时它不敢让人民币快速升值，它有一个预期，海外的热钱到中国去，为什么？因为投资要赚钱去的。当你升值百分之六时，也就是说一年你把美元放到中国去，不做任何事情你一百块钱有六块钱的利润；如果你存到中国银行去百分之四点八的利息。也就是一年有百分之十的利润。而大家在美国都知道，我们到投资公司去投资的话，这些基金投资的话，百分之七、百分之八就是很好的利润了。所以美国就逐渐往中国去投，热钱去投。而如果有一个升值预期的话，大家看到稳定的两、三年人民币都会增长的时候，这个热钱在中国就不会拿出来了。
中国政府要这种效果，因为美元是人民币的一个基础货币了，就是黄金储备一样。它害怕美元撤出来，所以它就故意制造一个升值的预期，说我人民币要缓慢升值，这是符合我们中国利益，而且热钱在中国就不愿拿出来，它根本就不想拿出来，美元在赚钱去，这个钱赚的谁的钱？是中国百姓创造的利益，中国劳工的利益，交的税都是这些钱。所以中国政府无形中用中国百姓的财富去供养这些西方国家、发达国家，所以我们在西方可以买到很便宜的中国产品。
但是做为美国人来讲，奥巴马就很简单，我希望你人民币一次升值，升值之后我政府的负债就稀释了，你升值个百分之二十，你买了我一万四千亿的美国国债，升值百分之二十将近三千亿，那美国政府就赚了，三千亿我要向老百姓收多少税去呀？但是中国政府害怕，它不敢这样，一说缓慢的升值，它宁可损失更多的钱，去让海外国家去赚这笔钱。这种情况就造成中国经济表面上很强大。大家看到奥巴马跟美国对胡锦涛来美国访问，送钱来，这是个美国利益问题。
在美国眼中这个美国利益要远远高于中国的利益，这个人权、政治制度的改变是中国百姓的利益，中国长期的利益。但是对于美国来说，我看到的是如何改善我美国人民的利益，这是第一位的。在我改善美国百姓利益之后，第二步才是改善中国的利益、中国的人权。这是做为美国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在这点上中国政府就是利用这种心态，它在跟美国政府做交易，如何你放弃人权方面的要求，让我去拥有时间去度过这个时间。而你美国在经济上占便宜你占去，我给你们利益。
但是我们知道这有一个临界点，就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百姓就承受不住了，百姓不可能永远的承受在赤贫的标准线下。大家知道九亿人口是在联合国的贫困线以下，有二亿五千万的人是在联合国一天一块二毛五的赤贫线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比例。这个经济不可持续，就是中共掏钱，在以前是送给俄国，俄国之后现在送给美国。它送完之后，送到一定财富的时候，他没钱可送。
中共以前维持经济干什么？先让工人下岗然后它把国营企业卖掉，之后卖矿山、卖土地。现在矿山、土地卖差不多了，它卖什么？它要征房地产税了。所以它在逐渐逐渐变方式掠夺的时候，百姓承受的时候，大家觉得企业可能跟我没关系，你卖掉就卖掉了；如果你觉得矿山国有卖掉就卖掉了；逼我们没房子我就高价买房子；买个房子住之后我要付出每月高额的房地产税的时候，老百姓可能忍受不住了。所以在看中国的经济的时候，这种临界点一旦到达的时候，民众就没有办法忍受。
就说我连生活吃、住都没有解决的时候，这种革命就会暴发了。所以我们看到以前中国经济在往上升的时候，它有资源可卖，它还没有恶性到这种点上。但是现在就出现一个点，就是印钞票的速度跟中共建工厂的速度不相匹配了，它越来越高的印钞票的速度进行通货膨胀，所以中共本身明知道通货膨胀它也不想控制，它为什么不想控制？因为中共大量的国债，它通货膨胀的时候变相的把那个债务稀释了，所以政府它想要保持一个通货膨胀的速度。
所以这就是变相的去掠夺百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看到中国每年二十三万起的群体事件，所谓群体事件指的是那些二十人以上的暴动。所以二十三万起，这么多数量的时候，中国百姓的愤怒总有一天它会暴发开的，到那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一点，中国的革命就不是一个少数的革命，而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革命，只需要一点点的火星。所以中国在经济上的问题，我认为将会成为百姓心里承受的一个大的问题。特别现在房地产的问题，我们知道大陆买房子只要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的头款，如果房地产跌到百分之二十、三十以后，中国人百姓几家人、祖孙三代积累的头款就化为零了，而这时候中国百姓的承受能力一下子就会破灭了，一下子就完蛋了。所以那时候中国中青年的人就会成为一个革命的动力，革命的主力了。
我们看到整个中国大陆在整个阶层分析上，五十年代的人是非常悲惨的人。出生在五十年代的人他们经历了文革，学校没有好好上，上山下乡；六十年代的人，他们接受一部分教育，他们现在都在掌权，成为一个国内中产阶级的主流。国内中产阶级大家可能不知道亿万富翁的年龄是多少呢？是一九六七年出生的人，平均年龄是一九六七年出生的人；千万富翁是多少呢？是一九七一年出生的人。这两个阶层是中国大陆现在政策获益的人。
但是我们现在最悲惨的阶段就建立在八零年代、九零年代这些人。八零年代这些人毕业之后他们现在已经开始结婚了，开始有家的时候，他们遇到的是什么呢？上学需要钱，毕业之后没有工作，然后紧接着高房价、高物价。现在八零年代的人买不起房子，所以他们结婚都没有办法，所以就祖孙三代去给他买房子，一旦这个房地产崩溃的时候，他全部的希望都破灭了。而到九零年代，现在马上开始有一些人，早期九零年代的人就开始大学毕业了，他们所面临的更严重的一个失业率。房地产在高涨同样是困扰他们，他们可能连婚都结不起了，没办法结婚，没有钱去结婚了。
所以在整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这几个年龄层，真正最苦的就是八零后跟九零后。他们在社会上没有劳保、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工作。上大学交高额的学费，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还要买高价的房子。这是他们面临的比六零后、七零后更艰难的一个局面。而这些人将来就会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而这是被逼的。
我前两天到台湾去观选看到一个问题，台湾的产业空洞化。在台北不明显，但是到了台南到了高雄之后，我发展那些传统的制鞋业、箱包业工厂全部关门了。这些大学毕业生拿多少钱呢？两万五千块台币，新大学毕业生。而在几年前他们一毕业拿到是三万块台币。他们说现在降了，为什么？没有工作，要不你去大陆做台干，要不然你在家乡就没有事做。中国大陆经济上的吸金它会逐渐逐渐在中国民众资金吸收之后，他就会扩展出来，把你到中国投资的台湾的企业、欧美的企业开始吞并掉了，它要吃你的肉了。
所以我们看到最近一个经济现象，普遍的一个现象，看到浙江法院的一个数据，在去年十一月份公布的，公布的是二零一零年浙江省高级法院跟中级法院统计的经济纠纷案的每年的增长率多少？百分之八十。增长在哪里呢？全都是政府对外资企业的诉讼案，为什么？因为政府土地财政在土地卖光后它没有钱了，它就要利用各种政策上找你、追究你这些台商、外资企业在过去的政策漏洞，你犯的法它让你罚款。这种纠纷增长百分之八十达到多少你可能很难想像了，整个去年一年是一百三十万件外资企业的纠纷案，在仅仅浙江省一个省。
所以现在就可以看到很多台商、港商包括我看到最近是德国的一个商人都在讲在中国大陆上当受骗了，被政府坑了，都是这种事情发生。所以现在大陆政府有些人讲穷人的钱我们不能再挣了，他们太穷了，挤不出钱来了，我们赚谁的钱？我们要赚有钱人的钱了。谁是有钱人？就是这些企业界。中国整个阶层从最低阶层、年青人阶层到中产阶层，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现在是中产阶层逐渐在萎缩，在消失，刚刚形成一点点的中产阶层消失了。这些阶层都会成为整个历史过程当中的反叛者，一个中间力量。
在去年十二月份，中共开了个内部经济会议。这个经济会议都是一些专家学者，包括代表中央政府，包括中国经济学界。他们开了讨论会后得出一个结论，说中国的经济已经走上了最困难的一个阶段，在未来的两、三年将会遇上很大的麻烦。后来张维迎，北京大学的教授，也是光华学院的院长。光华学院以前的院长是朱熔基，他是第二任院长。他就提出来说我们提出个办法最好就是把外汇储备都平分给老百姓，要不农民分两份，城市人分一份；穷人分两份，富人分一份。不然的话中国的经济出问题了。
另外其它的一些学者包括茅于轼先生和官方马健先生，还有中国官方中央的决策人这些经济学者他们也提出来问题，他们说这个房地产问题现在是不能不解决，但是也不能解决了。长期这么发展下去房地产崩溃，可是你要解决时中国财政就崩溃了。因为他们靠房地产卖地去赚钱。所以这个事情早解决也不行，晚解决也不行；快解决也不行，慢解决也不行，只能一点点试着来解决。而这个双方都不能得罪，而且他们承认一点现在经济上已经勾结的很紧密了，地方上的势力已经非常强大了，中央政府没办法控制了。所以他们讨论来讨论去，就讨论汇率制度时也说，这个东西也不能快的解决，你升值太快的话我们政府就垮掉了，因为你升值快了之后这个热钱一看中国没钱可赚了它就撤回去了，那撤回去了光剩人民币了，外汇储备就没了，人民币只有大幅度的贬值，中国经济就崩溃了。
所以你不能让外次撤，怎么办呢？就是缓慢的升值，给外国人有个预期让他能赚钱，都让海外的热钱到我们中国赚钱来。这个时候美国的热钱都跑中国来了，美国就没有钱去建设了，所以美国经济发展缓慢，我们显得很强大，我们就有理由了。同时那些热钱在中国能赚到一些钱，它不走我们人民币就不会崩溃，这么一点点预期这么做着。宁可让海外赚钱，就像慈禧讲的宁与外邦不与家奴，就这样的。所以中国政府最后形成一致的意见，就是会有大麻烦，但是我们还得顶着，我们能拖多久就拖多久，拖过我胡锦涛的任期胡锦涛就没事了，反正后面怎么样，哪怕洪水滔天也跟我没关了。
所以中国政府这是几十年来他们第一次答出一个一致的意见，就是中国经济会出现大麻烦，而且是不可收拾的一个大麻烦。所以在这点看，中国在未来的时候，中国整个的变化，经济上崩溃的临界点已经接近了，已经越来越接近了，马上就到来了，而民众经济上的承受能力是越来越难以承受了，这在将来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一直认为在中国经济问题最终矛盾激化之后就会转成为一个政治问题，这个政治问题就要求政治方面变革，这种变革就会推动共产党的下台。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