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别中共和中国之后，很容易从别人论述中国的书籍中解读出真知灼见。读国际环保组织探索国际创始人劳伦斯•所罗门的评论《中国即将崩溃》就是如此。
一、“苏联”和“中国”是红色邪教帝国，贫穷是其强盛时期。
1975年，所罗门旅行到苏联西伯利亚，发现：苏联的崛起完全是个假象。当时在苏联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城市，看上去很现代，可以与北美的城市相媲美。但是，从闹市中心步行20分钟就又是另外一个世界：人们拿着水桶在街角的公用水泵接水。这就是说。苏联发展的是橱窗式的经济，闹市的橱窗里展示的是西方世界一样令人眼花缭乱的东西，但普通公民的生活商场里却基本物质匮乏。这种经济体制彻底崩溃，虽然到1990年后才掩饰不住地完全呈现，其实在1975年就已经破产。所罗门的《中国即将崩溃》所述的“中国”也像前苏联一样，所谓繁荣是虚幻的橱窗景象，由于穷人比苏联的穷人更穷更多，崩溃随时可能发生。
在西方人关于国家的词语里，中国和苏联都是特定的政治实体，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各自以共产党代替了以前的君主。所以所罗门等话语里的苏联、中国只是共产党专制独裁的俄罗斯帝国和中华帝国，并非苏共为红色沙皇和中共为红色教皇的魔怪似的东罗马和西罗马的邪教帝国。
无论苏共还是中共，这两个共同向古罗马救世主信仰复仇的现代邪教帝国，贫穷都是其强盛时期，其共产主义斗争的革命和专政信仰，带给工农穷人“将一生献给党，杀出共同富裕的血光新世界”的理想，激励他们不怕共同贫穷。
尤其这种杀戮出新世界的红色革命理想，跟中国从宋朝以来大约千年的“均贫富，等贵贱”的农民暴乱传统相联系，所创建的中共邪教帝国在最贫穷的1959年到1979年的20年里，却是其统治力量和权威最强盛的时期：1959年到1961年三年饿死4500万人（据赵紫阳的说法），城乡居然都没有一场饥民起义。而饥民在中国古代却只要饿死成百上千，就会起义开仓抢粮活命，犹如活人不会让尿憋死一样。农民一年劳动没有现金收入。工人20几元的工资拿20年养活全家三口人，居然还要口口声声“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还要为党斗争地富反坏右。因为工农群众看到有钱的地主更贫穷，看到官员只略微好一点，就心理平衡——大家穷，再苦也心甘——不想造反，也不知道造谁的反，稍好就笑开颜。
二、中共乱党邪教统治下，贫富斗争的社会已经溃败，反极权专制乏力。
《中国即将崩溃》看不到这些，所述如同隔靴搔痒，也吱吱有声却并不贴切。当然《中国即将崩溃》隔靴搔痒，还是搔在经济政治的痒处：3亿人脱离了贫困，炫耀他们的财富，跟10亿忍耐贫困的穷人的生活差距日益加剧，不满在累积。
但隔着文化的靴子，所罗门没能洞见中国凶神共工“将战斗进行到底”的暴乱精神跟西方邪魔撒但以表面真实遮盖内在虚假的谎言理想相结合带给“中国”的红祸。所罗门看到的“中国是一个火药桶，随时可能爆炸”，真切的描述理应是：“中共乱党邪教是个斗争的火药桶，社会已被嫉恨雷管引爆炸毁而溃败”。
（一）50万200个富翁凭借制度性腐败和军刀•猎枪现代化掠夺“人民”。
据所罗门的数据，约50万个百万富翁和200个亿万富翁凭借制度性腐败，掠夺“人民集体”名义下的公共资产和财富，使之变成高尔夫球场、水坝之类的项目予以强拆，剥夺了很多人的家园，毁掉了无数企业，摧毁了失去家园和企业的人们的生活、健康，乃至夺去他们的生命。如果这时候制造了毒奶粉丑闻和血液污染丑闻的奸商和贪官，在汶川地震中7000间因偷工减料而造成的劣质“豆腐渣校舍”活埋大约3万（实际上可能更多）的孩子房产商，能够像土改和镇反那样弄到批斗台上让这些受损害的人辱骂、打杀，全部分掉他们的财产，这些仇恨也就过去了。然而汶川附近为精英们建造的满足建筑标准的楼房，包括一个富人的子弟学校，都安然无恙。政府居然还试图通过禁止游行示威和审查互联网来平息众怒。这就适得其反，抗议者逐年增加到去年全国达到数千万甚至上亿。
脱掉党文化的“共同富裕（实乃共同穷困）”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乃让权钱联盟者永久富裕）”之类甜言蜜语里的歪理邪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衣下包裹的实际上不过是中共1927年就开创的井冈山匪寨，只是扩大到全国范围；是宪法规定了的共产党为政治图腾（领导一切，至高无上）、以工农联盟的名义、以邪教教主与时俱进的思想理论通过学校教育、媒体文化、影视艺术全方位、全日制（仇恨“美蒋”，热爱“我党”）的洗脑的思想政治部落（简称“共工部落”）。
实际上从1989年六四“拥护共产党的反官倒”学运被镇压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衣就被邓小平、杨尚昆、王震等党的军头们脱去，所谓四化建设蜕变为军刀•猎枪现代化：军刀镇压10亿工农思想政治奴隶的反抗，维护3亿中上富裕人士的现代化物质生活；音乐和统战猎枪对付美国豺狼和台湾走狗。
（二）中共盗匪强权的事业：将共工部民变人为鬼，让他们“鬼咬鬼”。
共工部民奴隶们以党文化灌输的“人民”、“执政党”、“中国”、“祖国”的词语互相争斗、辱骂，底层的10亿穷人视3亿富人为不义之人，随时寻找反蒋似的抢夺财富的内战机会。中共盗匪强权自知从1927年到2011年的84年，先军事抢劫（以工农联盟名义），后经济分赃（以改革开放名义）所犯下的邪恶原罪天理不容、不可饶恕，因此明确地决不放松权力控制，要将暴力和谎言合成的杀人诛心——培育全民患斯多哥尔摩综合症——的变人为鬼的事业进行到底。
《中国即将崩溃》看到了权力在握的官员“可能面临报应”的危险。但其“一个在各个方面越来越强的中国，也在变得越来越脆弱”的说法并不确切。事实上1949年之后，并没有一天一小时一分秒的中国强盛和繁荣，只有1992年以后的中共的繁荣，具体为：50万零200个富翁享受的繁荣，附带着3亿人衣食少忧。
问题的关键更在于：多忧虑自己和家人衣食住行生活的10亿穷人，却很少有古代庶民穷者思变造反和近代人民民主革命的观念，而是将“人民”理解为自己的朋党。要与之战斗的人，哪怕他比自己还要受压迫，比如法轮功学员，那也不是人民而是敌人，人们根本不在法律意义辩识“人民”，只是根据共产党的红头文件。红头文件上不是敌人的人，才是人民。实际上共同受中共政治奴隶主奴役的奴隶们，为了争取做“党的人民”，互相攻击，犹如《让子弹飞》中的鹅城“人民”，都共同受黄四郎的奴役，却不敢反抗黄四郎，只敢欺负更弱的人。
1990年以来，大学生以中共为中国，敢跟父母叫板，却没敢进行过一次抗议中共极权专制的游行示威，大都只关心自己将来的工作，基本丢失了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信仁义道德、慈悲为怀、修道成神的人，而成了“党说啥是啥”的苏联人。苏联亡国了，可中共的社会主义羊头工农还要买，怀念毛泽东时代共同贫穷的比较“公平”。由于不再有仁义、慈悲、道德等衡量是非、好坏的标准，尤其跟共产党走，以“真善忍”信仰为邪恶，以“假恶斗”原则为正常生活，共工部民除了共产党官员、军警的强权，彼此之间谁也不服，互相猜疑敌视。
（三）中共繁荣使私有制文明死亡，社会溃败人心散乱，没勇气上街反极权。
综上所述，“中国人民”在黄河长江南北的大陆土地上业已消失了62年，被中共乱党邪教的文化教育培训成为对党呈现奴性，却又彼此斗性十足。私有制文明死亡，社会溃败消散。没有敬天知命行中庸正道的文化复兴，即没有中国人——周公、廉颇、陈胜、吴广、李渊父子等——参与道德革命、知错即改、敢反暴政的正气和勇气的复活，没有清除或解体中共邪魔的思想觉悟，虽恨中共极权，却只盼其放权，不敢学埃及人上街抗议，倒也会等待他人造反成功后参与抢劫。
《中国即将崩溃》里包含的可以转化成智慧的观点是：中共贫穷是强盛，繁荣是崩溃。中华民国台湾的正常社会，在大陆早已溃散。惟有三退人员达到3亿以上，或许才有3万人在某天一齐在北京或上海、广州上街，汇成倒共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