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许终于完成了14年的心愿，陪着70岁的老母，四世同堂过大年
望着自家即将竣工的新房，老许心中有所期待
数百万农民工为上海的建设辛勤劳动，无论他们来自何处，总能或多或少在这个城市里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与此同时，他们的喜怒哀乐、生存状态，也随这个城市改变着。
兔年春节，本报记者记录了一个来自河南信阳的普通农民工家庭祖孙三代回乡过年的全过程。
大年初一，许春安一家四世同堂，在新铺村河店东队的老家瓦房里团团围坐，各色菜肴放了满满一桌。这桌最好的年菜，在除夕夜的团年饭桌上已经亮过相。老许说，当地的风俗就是要在大年初一，再把这些菜重吃一遍，“这叫留年，就像年年有余一样，讨个好彩头！”
伴随着断断续续的爆竹声，老许一边喝酒一边回忆起十多年打工生涯的点点滴滴，他甚至即席唱起了十多年前，河南农民工来沪打工路上自编的小曲：“提起上海，喜气洋洋。坐在车上，一路高唱。走进工地，十分惆怅。一到开饭，饭菜抢光……”
他们付出勤劳的汗水，享受社会进步的成果，同时也经历着城市变革所带来的观念冲击。
14年未回乡过年的三个理由
今年50岁的许春安，来自河南省信阳市息县城郊乡新铺村。1997年，他孤身一人来沪打工，如今在一家票务公司干快递员。
14年过去了，他的三个儿子不但相继来到上海，而且都已结婚生子。今年春节，老许要回老家过年，这是他14年来第一次回乡过年。
1月27日，在普陀区一个即将拆迁的城中村里，记者在老许的带领下，七弯八绕地来到他租住的房子里。两间不大的房子里，最拥挤时住了老许一家四对夫妻和三个孩子。“租了很多年，房东和我处得像兄弟，所以房租很便宜，总共只要500元。”老许为自己能找到如此便宜的房子而感到幸运。事实上，这个城中村里上百户租房的农民工家庭，几乎都是老许的同乡。
床上堆了不少老许买的回乡礼物，二儿子许国魁和二儿媳张学芳正在将礼物打包装箱，他们6岁的儿子许杰则在一边兴奋地捣蛋。这也是小家伙第一次回老家过年。
说起回老家过年，许春安说，在上海十多年，每个春节都有好多事要忙，而且回老家过年，开销也大，特别是妻子、孩子相继都到上海之后，心里渐渐习惯了不回家过年。但是，去年十月，老许的妻子因病去世。“今年过了元旦，我心里就突然很想家，想回去陪70岁的老娘过个年，也给老婆的坟烧烧纸。”
记者在城中村的采访中了解到，像老许这样数年甚至十多年才回老家过一次年的农民工为数不少。有些是因为从事饭店等服务性行业，春节正好是用工高峰，无法回家和亲人团聚；有些则是因为来沪多年，主要家庭成员几乎都在上海，春节回乡反倒成了“孤家寡人”；还有些则是挑在农忙时回乡，又能帮家中干些农活，花销也能节约不少。
老许告诉记者，今年回乡过年，他的预算是5000元，这笔钱是他两个多月的工资收入。“如果平日里回老家，一半钱都花不了。”
异地农民工联姻产生新交通问题
老二许国魁去年买了辆二手车，跑起了运输。这辆车，本来是老许一家回乡的交通工具。但是，1月28日上午启程前，许国魁发现停在弄堂里的车被撞坏了。送到熟悉的修理厂，却被告知厂里已经放假，修车师傅回家过年，想修车得等节后才行。
许国魁的妻子张学芳是安徽芜湖人，两人是在上海打工过程中缔结的姻缘。按照老家的风俗，年初四，是夫妻俩回娘家的日子。张学芳说：“原本计划好从河南信阳开车去安徽芜湖，车坏了，这两个小地方可不像大上海，根本没有直达车，转车可麻烦了。”
考虑到老许十多年没有回老家过年了，许国魁夫妻俩还是决定先陪父亲回河南。经过一上午的折腾，记者随同老许一家来到定边路的曹安长途客运站，那里有直达他们老家的省际长途大巴。排了近两个小时的队，老许买到的是第二天的车票，一家人只能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打道回府。
回城中村的路上，老许一家改变了计划：老许第二天仍然打长途车回河南，而许国魁则带着妻子、儿子直接去安徽。“路上太辛苦了，大人还好，小孩子受不了。”老许说。
事实上，像许国魁这样的异地农民工婚姻，每年春节都会面临此类的“交通困境”。和传统意义上的春运难不同，这些因为进城打工而缔结的异地婚姻，由于结婚双方几乎都来自于交通相对欠发达的农村，即便距离仅为数百公里，也足以让这些农民工夫妻头痛不已。
据许国魁讲：“由于我家过去一直在上海过年，只需要跑跑丈人家，还算应付得过来。我有好几个老乡，也讨了外地的老婆，近点的还能两头兼顾，路远的只能隔年轮流去。没去的那头，得事先打招呼，托人捎礼物。过个年，比干活还累。”
新农村统一建房18万一栋
经过十个小时的车程，许春安终于到老家了。走进这个名为河店东队村民组的小村庄里，老许向记者介绍：“我们村里大概有七八十户人家，至少有200人在上海打工。”老许家那三间瓦房，如今在村里显得相当破旧。他说：“那是我来上海打工两三年的时候翻造的，当时在村里算是数得着的，现在不行了。”
印象中，农民工在城里赚钱，回乡盖房。老许笑着说：“这已经是老皇历了。”
原来，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开展，村里统一沿公路两边兴建新房，许春安的老房子将在今年开始拆迁。事实上，新铺村的拆迁已经开始，村东头的村民小组基本上都已经交了新房子的定金，而他们的新居也即将完工。
据老许在村东头的亲戚讲，由于新房子是统一、集中建造，所以人人都想要靠在公路边的房子，最后是由村委会主持下进行抓阄分配。这次回家过年，除了家人团聚、看望亲戚朋友之外，看看新农村的房子，以及商量拆迁、买房等具体事宜，也是老许非常重要的一项回乡任务。
“按照我打听到的行情，新农村的房子是18万多元一栋，楼上楼下加一块有150平方米左右。算上拆迁补助，我家现在的经济实力最多也就只能买一栋。”老许说：“老大、老二发扬风格，同意把房子的户头落在老三头上。”
老三许国罡和老许在同一家公司干快递，今年一月因为意外摔断了腿，所以和妻子带着刚满周岁的儿子提早回乡。他告诉记者：“买房子目前肯定是给奶奶住着。另外，一大家子回来能有个落脚的地方。我和老婆还没考虑过要回乡种地，在上海打工、生活已经很习惯了，回来几天反而觉得不适应。”
随着春节临近，返乡的上海打工者越来越多。闲聊中，他们反映，回乡最不适应的就是卫生条件。厕所太简陋、没有浴室是最集中的意见。这些已经习惯每周至少洗次澡的上海打工者们，已经相约到县城的浴室去。
“听说新农村的房子会有专门的卫生间。但是说心里话，如果能留在上海，谁不想呢？特别是想到孩子的未来。”许国罡看向正在熟睡中的儿子的眼神，充满了浓浓的父爱。
许国罡的想法代表了很多80后农民工的心声，但像许春安这一代的农民工，心中更多的是：落叶归根、故土难离。老许告诉记者，听他已经拆迁的亲戚说，新农村的房子尽管还没有盖好，已经有人找上门来表示愿意加价购买。
留守子女教育基本放任自流
在上海浦东做维修工的大儿子许国清没有随老许回乡过年。已经和妻子协议离婚的许国清表示，老板开口，春节店里需要有人留守，他不好拒绝。另外，关于离婚，虽说在上海已经司空见惯，但是在老家，依然是很负面的事件。“回去，家里的长辈、老人肯定要盯着说事，听了心烦。”
让许国清放心不下的，是他那10岁的儿子小鹏。尽管离婚后，儿子跟了前妻，但前妻也在上海打工，根本无力照顾，所以小鹏7岁就回老家跟着外婆住。现在，小鹏在息县县城里念小学。
据记者在村里了解，当地留守的农民工子女尽管还未出现失学现象，但因为基本都是和祖父母居住，学业上大都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
聊起孩子的教育问题，老许表示很伤脑筋，“三个儿子念书都不行，初中毕业就到上海打工，难道孙子辈也这样？”
已经顺利到达芜湖的许国魁打电话来报平安，听记者问起这个话题，他和妻子在电话那头倒苦水：“我们当时正好碰到有熟人关系，所以儿子小杰上的是上海正规的幼儿园。那里既有上海本地小朋友，也有和他一样的外地小朋友，所以他在那里很开心。但是，明年他要上小学了，我们不知道还能否有那么好的运气，可以找到熟人关系？”
许国魁表示，如果儿子不能在上海念小学，即便送回老家，奶奶身体不好，根本照顾不了。“我和老婆两个人，也不可能不打工，跑回去照顾儿子，经济上吃不消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