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反右派，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若没有吴老（玉章）的帮助和保护，我必定被打成了右派，那么后半生的我将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但在吴老的鼓励下，我也积极地参加了反右派的斗争，特别是参加了反对社会学领域中的“右派”。在把费孝通等著名社会学家打成右派的错误中，我也有一份责任。对此我在1979年当面向他承认了错误。所有这些，在我的脑际刻下了很深的痕迹，它不时会涌现出来，使我的心情无法平静。因此，我必须如实地把它写出来，让后人知道这一段痛史，以便根据真实情况来评判各人的是非功过。林则徐被贬到新疆后，曾哀叹“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我认为：只要能把历史的真实情况保留下来，青史的是非尽可由后人去评定，当事人又何必去管它呢。
1955年“胡凤事件”中，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的谢韬被捕了。在解放初期，谢韬和胡华是北京宣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著名人物。谢韬因为替胡风上中共中央的“万言书”提过意见并参加了修改而被捕。他的被捕引起的震动不小。经过吴玉章的追查，罗瑞卿（公安部长）很快就说是抓错了。但又不能释放（因必须经过最高领导同意才行），于是决定让他到被关押的战犯中去做工作。在清查“胡风分子”时，何干之也名列其中，就在要逮捕何干之那天晚上，恰好我因公去杭州赶回了学校。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把我找去征求意见，因为我坚决反对，公安部的同志才没有把何干之抓去。
紧接着“胡风事件”之后，机关内部又展开“肃反”运动。我是人民大学肃反运动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当要把一个1946年就已将历史问题交待清楚的教师定为历史反革命时，我提出了反对意见。大家也同意了我的意见。但后来又偷偷地仍把他定了历史反革命。我听说后很不满意。因此我对1955年的这些政治运动是心存不同意见的。
但1956年提出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又引起了我很大的幻想。因为从1956年起，我开始被高教部调去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的教材，觉得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从事历史研究大有可为。同时，全国政协建立了社会主义学院，请吴玉章任院长，杨明轩、千家驹、聂真任副院长，要我去任教务长并讲授革命史。统战部在社会主义学院提出三不方针（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样就使得社会主义学院的教学和讨论都非常活跃，全校充满了欢乐气氛。
1956年中共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认为暴风疾雨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今后应该专注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而使全国的政治气氛趋向缓和，人们对前途都充满希望。
1957年之初，毛泽东提出中共要整风，希望各民主党派帮助。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纷纷发表意见。开始意见较缓和，大家都高兴。后来意见提得直接了，人们的心情也开始紧张。等到毛泽东生气了，便发动全党实行反击，一下把55万人都打成了右派分子，并给他们以严厉的处罚。大多数是劳动改造，直到“文革”后才恢复名誉；有不少人从此耽误终身，甚至丢掉了性命。
1957年反右派初期，我没有积极参加。因为1956年我被调去编写教材，连党的组织关系（临时的）都转到高教部去了。为了逃避承担一定的领导责任，我星期日都不回家，以免碰见人民大学的领导人（那时我和他们同住在东四六条38号）。我平时在近代史研究所编书组工作，假日则回西郊人民大学革命史教研室，与何干之为邻。我们两人对当时的形势都很关注。我最担心的是怕他要挨整，因为“胡风事件”牵连着他。我主张他要对反右派表现积极，但又不可多说话，而且说话要特别谨慎，以免被人抓住辫子。我们当时哪能想到，人民大学的领导竟要把右派帽子往我的头上戴呢？
当时，人民大学的反右派斗争，正搞得热火朝天。因为我事前知道党的策略，我想什么话都不说，等一阵热潮退去也就完了。谁知就在把吴景超、李景汉等人打成右派后不久，人民大学的领导人（党组书记）竟然想趁机通过北京市委把一顶右派帽子安在我的头上。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实在可怕极了！
就在我从编书组回到西郊的一个晚上，党委办公室的一个好同志，匆匆忙忙地把刚出版的《党内参考资料》（北京市委的内部刊物）送给我，要我立刻打开来看。我打开一看，呀，不好！那上面在显著地方，登着一则人民大学反右派的报导说：人大党委常委李新居然擅自召集校务委员会，让大右派分子吴景超、李景汉参加，引起广大群众不满，连党外教授赵锡禹等人都提出了批评意见。这个报导让读者看了，一定认为李新是吴景超、李景汉的后台，是隐藏在党内很深的右派分子。我看了这个报导，怒不可遏，来不及和何干之打招呼，就立刻赶回城里。回到家中，我连忙写了一封要求更正的信，准备送交《党内参考资料》编辑部，希望他们于下期登出来，以正视听。
在要发信的时候，一想这么大的事情，还是该先请教吴老才好。我于是拿着信和刊物，忙到吴老家去。吴老住在六条39号，就在我们38号的旁边。我见到吴老的时候，虽然很恭敬地喊了他一声，但余怒未息，心里还是气鼓鼓的，吴老一定看得出来。我把刊物翻到登报导的那一页，和我要求更正的信，都放到吴老的茶案上，希望吴老看一看，并指示我是否可立即发出或需要如何修改。吴老客气地笑了一笑，便用镇纸石把两样东西压住，然后，对我说：“你先到书房休息一下，看看书吧。”吴老的书房，就在他办公室旁边，我平常见他的时候，常到里面去看书。但今天进到书房，什么书也看不下去。稍等一会儿，我又走出来，走到他坐的沙发旁边。还没等我开口再问，吴老就说：“别急嘛，先看看书，冷静冷静再说。”我这时的心情，也确实冷静下来了。我想吴老见我这么急，他却一点也不急，这其间必定有道理。我于是从报架上拿下一些外地报纸来看。我估计吴老已经看完了我的东西以后，才慢慢地回去到客厅。这时，吴老手中拿着我的东西，见我走到他面前，便又把它们压在镇纸石下面。过了许久，吴老也不说话。我实在沉不住气了，便开口问道：“吴老，您看我的信可以发吗？”吴老沉吟了一会，才回答说：“他们就是要你跳嘛！”只说这么一句，就不再说了。坐了一阵，我只得回家。回到家中，我仔细揣摩吴老那句话，“他们就是要你跳嘛！”看来，这封信是发不得的。《党内参考资料》是市委的党刊，你若有不同意见，就可能说你反对市委。我于是感到去请问吴老，这一步是走得太对了。
当天晚上，吴老又派警卫员叫我去。他亲切地对我说：“反右派是毛主席决定的嘛，你怎能不参加呢？我已经跟胡锡奎校长说了，他会找你谈的。”
第二天，胡锡奎找我谈话，说已经告诉高教部，要我回校参加反右派斗争。并且分配给我就近指导城内两个系的运动，这两个系就是新闻系和档案系。档案系运动的情况我现在已记不清楚了，但新闻系一次会议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而且始终感到内疚。
那天是由新闻系召开北京新闻界的座谈会。系主任安岗要我主持会议。我于是请大家对党的新闻工作发表意见。大概到会的新闻系统的人员都不知道我党这次 “引蛇出洞”的策略，他们的发言非常激烈，对我党的新闻工作提出了尖刻的批评。在会场热烈情绪的鼓舞下，安岗也忍不住起而发言了。他说：“毛主席就不断说，他最不爱看《人民日报》，死板板地……”。我连忙暗地里扯了他两次衣服，希望他及时停止发言。但他的兴头很大，一直讲个不停。不得已，我只好宣布休会一刻钟，随后再继续开会。在休会时，我把安岗拉到一旁，严厉地批评了他一顿。等续会时，我故意问安岗是否继续他的发言，他说他的意见已经讲完了。我于是请别人发言，特别请校外的人发言。这时，彭子冈起来发言了。她说话时激昂慷慨，首先批评人民日报，说它拥有那么多的人，花了那么多的钱，结果却完全脱离群众。她问道：“现在，谁还喜欢人民日报呢？连毛主席也不爱看了。”说到这里，会场上为她鼓起了掌声。她随即又说：大公报人手不多，经费又少，但就是效率高，不但消息快，而且文章好，有许多文章，很快就流传全国……。她越说越有劲，还是她的丈夫徐盈劝阻了她，她才结束了发言。
这次座谈会的记录，根据校部要求，很快就整理出来上报了。彭子冈就是是因为这次发言被划成了右派，因为安岗是新闻系主仕，记录对他的发言记得很少，上报时可能又有删节。彭子冈我是校外来参加会议的，又是名记者，而且那天她讲得最多、最激烈，所以记录对她的话记得最详细，后来根据记录来划右派，她自然就无法逃脱了。彭子冈是彭华的姐姐，而彭华在抗战时期，一直和我在青委系统共事。1946年，我在北平军调执行部工作的时候，彭子冈和徐盈都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在4月3日滕公馆事件后招待记者，还是由子冈用电话新闻的方式把消息刊登在《大公报》上。从此、直到全国解放后，'我们一直保待着良好的友谊。而这次座谈会竟使她被划成了右派。这次，我客观上保护了安岗，为什么不能保护她呢？倘若能事前给她打个招呼，不是也可以使她免遭大难吗？我为什么没有那样做呢？真是太不够朋友了！对此，我一生引以为憾，始终感到内疚。
作者李新为前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