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中国的社会生态,不“讲政治”难以生存,名人更是如此,陈景润只是个异数。
我还认为,倘若把文学艺术比作一座金字塔,那么,塔底的文学,是通过文字来表达和被欣赏;美术为塔腰,以线条和色彩表现,而毕加索把图像拆开再组合,还有什么印象派等各门各派,就有些抽象了;而音乐,则是塔尖,美妙,但空灵,难以捕捉,创作和演奏音乐者,非有天才与灵感不可。
郎朗三岁学琴,凭借天分与勤学苦练,得以脱颖而出,少年便一举成名,从此以琴师为业,并以其夸张的台风令许多人倾倒。他固然与中国专业体育运动员同样有着“偏科”的特长,但音乐本身就是文化的极品,人文知识蕴含丰厚,所以他绝不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之人;而家庭的教育,奋斗的经历,生活的阅历,或许使他更加少年老成,与同是钢琴家的李云迪气质风度迥然。
在什么场合弹奏什么曲目,他应该、也一定有着仔细算计,尤其是在世界瞩目的奥巴马总统欢迎胡锦涛主席的晚宴上——他自己也坦承,“演奏这首赞美中国的乐曲,仿佛是在向他们诉说我们中国的强大,我们中国人的团结,很美的曲子”。
恕我也“偏科”乃至“崇洋”了——欧洲古典音乐是大海,中国音乐则是小溪和小调,只有《黄河大合唱》和《梁祝》等为数不多的乐曲能够跻身世界音乐之林,而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即使“很美”,也算不上“此曲只应中国有,美国哪得几回闻”的经典。因此,在中美修好关系的重大外交场合, “很美”并不是弹奏的充分理由,此曲起码不是最佳的选择——《哀乐》旋律动人,可谓中国乐曲的凤毛麟角,但喜宴绝对不宜。
乐曲是为歌词而谱写,都自有其创作背景,即使是无标题音乐,也有着讴歌的主题。作为钢琴演奏家,不了解所弹奏乐曲的背景不可思议,“我不知道也没想过这个曲子的背景,也不知道那个电影”更不可能也不应该。
郎朗在一个半月之前接到演出的邀请,弹奏《我的祖国》乃是有备而来,不是“再来一个”的谢场即兴之作。可以推断,选择这支“红歌”,乃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也一定是与“他人”沟通斟酌再三精心准备的“奏红”——依照“外交无小事”的原则,以及精心组织当地华人华侨“热烈欢迎”的惯例,中方一定事前获悉了演出的内容。
撇开中美大打出手死伤无算的上甘岭战役不谈,只就《我的祖国》歌词而论,虽然有着“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一句,也算不得什么,甚至可谓是无懈可击,即使美国佬听出弦外之音,也是有苦难言——这正是“高明”的工于心计,或许是“高人”的仙人指路,折射出中国人的大智慧小聪明小动作。
事后,非议蜂起,郎朗绝不牵涉他人,算他讲义气——其实是“讲政治”。
郎朗是公众人物,对他在白宫宴会上的献艺,公众有权议论评说。“叫好”与“非议”的两派没必要互掐,更不要上纲上线到“左派”与“右派”之争。政治的敏感乃至浮想联翩的神经质,正是红朝61年如一日政治灌输的结果——在一个连运动员获奖都得先谢祖国后谢爹妈,春节大拜年要先拜祖国的神奇神州,中国特色独一无二,上述现象就非但不足为奇,并且是理所当然了。
只是,比起美国人的大大咧咧没心没肺,这种小家子气的抖机灵,在小事小非上较长短、占便宜的精神胜利,哪里有一点大国并且崛起的大度?真令人赧颜,觉着无聊乃至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