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调整优于价格调整
央行决定于1月20日再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央行的行为可能让那些主张加息的朋友失望了。不过倒也不必简单批评央行。
成本不能推动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只是一种货币现象。对付通货膨胀，根本之法只能是回收货币。有三种回收货币的办法：(1)提高存款准备金率；(2)通过公开市场发行央行票据；(3)加息。问题是，政策的实际效果依赖于经济面临的具体约束。这决定了政策选择不是简单、容易的事情。大家的分歧不是要不要治理通货膨胀，而是怎样治理通货膨胀更为有效。当然，不同的人对于通胀率的容忍度是有差异的，但这已不是主要问题。
我的观点与央行相近，对付今天中国的通货膨胀，应该首选数量调整的办法而不是价格调整的办法，即应该首选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而不是调整利率。大约在今年四、五月的时候，我连续写了《为何不加息》、《从项博士的经验研究再说不加息》两篇文章来谈论这个问题。决不是无视负利率的存在及其对于民众储蓄行为的影响。经济负利率，理性的民众当然要减少储蓄，增加购买，这无疑会加剧通货膨胀的形成。但是，今天的经济面临着特殊的约束，对此我们不能不考虑。这决定了不能按常规方法治理今天的通货膨胀。也不是永远都不调整利率，但是有个时机选择的问题，有个政策先后次序的问题。数量调整其实是价格调整的一种间接替代。当经济的货币量减少了，真实的市场利率一定会上升的，无非是间接一些。
今天的中国经济面临如下特殊的约束：
其一，今天的世界经济，游资泛滥，技术上又具有资金大规模流进流出的便利条件，而人民币不管事实上(实际汇率)是不是低估了，处在长期的缓慢升值的过程之中是无疑的。给定这个背景，加息一方面虽有抑制通货膨胀的效应，但是另一方面又会导致热钱大规模流入。这不仅使加息抑制通货膨胀的效果受到了影响，而且可能导致人民币进一步的升值压力。
其二，这次的通货膨胀，是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天量发行货币背景下的通货膨胀。世界经济面临结构调整的困难，不是一年两年就可以回归正常增长的。全世界实体经济都只是在政府强大刺激政策下的企稳回升，基础并不牢靠。甚至，由于各国错误地以扩张需求来应对金融危机，未来世界经济在通胀压力下，特别是新兴国家在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不得不收缩货币时，世界经济可能再次面临下行的压力。这个背景政策制定者不能不做考虑而留有余地。
其三，在中国，由于软预算约束的缘故，行为主体对于价格变量并不敏感，这正是历次宏观调控中，政府频繁使用行政手段以及信贷控制、土地审批这样的控制数量变量的手段来调控经济的根本原因。不要指责政府用这样的手段来调控经济。我不是说这样的调控手段就是最优，但不解决经济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就不要期望通过价格变量能够有效调控经济。想想吧，银行贷款主要贷给了谁？不会否定主要贷给了国有企业吧？国有企业怎么可能因为利息提高就会减少贷款？国企的老总们关心的只是在自己的任职期限内有没有钱花，有没有项目可做，至于其它的一切是不需要考虑的，至少不是优先要考虑的。再想想吧，资产价格上涨预期那么强烈，给定能贷出钱来，就算利息高一些，私企和个人会减少贷款或者不贷款吗？在中国，调控数量变量比调控价格变量更为有效。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明察。
不要误会，不加息，不是说不要抑制通货膨胀。恰恰相反，避免人民币升值和加息双重预期的形成，这是真心实意抑制通货膨胀。不加息，也不是永远都不加息，最终当然是要加息的。但是先通过数量调整收缩货币，再选择在适当时机，比如人民币升值压力小一点的时候，或者西方国家也加息的时候再加息，这才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抑制通货膨胀的路径选择。
减少而不是增加政府干预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刚刚还是产出下降，失业增加，操心怎么刺激经济，转眼间，通货膨胀就变得不可控制，争论的焦点变成了是加息还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且不说资产泡沫，今天我们面临如此巨大的通胀压力，是不是要反思我们过去的经济刺激政策存在某些问题呢？纠缠于如何治理通货膨胀当然必要，但反思经济产生如此反复的根源是不是更显重要？
凯恩斯主义是一本糊涂帐，政客们则利用了这本糊涂帐。宏观调控不是市场经济的需要，而是政客和宏观调控部门的利益需要。脑袋稍微清醒的人们，请你们认真想一想：像这样去年还在大规模的刺激经济，又是积极财政，又是扩张货币，今年就加息和大幅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转而治理通货膨胀，政策这样落上落下、频繁转变，到底谁得到了好处？想想吧，一个学者，只是因为进入了央行货币委员会，讲课费一下子就高出好几万来，这是因为什么呢？
我要把讨论的问题向后推一推，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下来观察宏观调控的问题。在我看来，世界经济过去二十年来的高增长其实是在IT革命和柏林墙倒塌两个有利条件下，因为各国政府大规模扩张货币和财政而成就的一个非常态的高增长，金融危机则是这种非常态高增长的一个强制性回归。这个问题我在一系列的文章中有过详细的论述，这里就不说了。这里要指出的是，宏观调调控从来就没有烫平过经济周期，相反经常地成为经济波动的根源；宏观调控从来都是有代价的，宏观调控只是把今天的这种性质的困难转变成为明天的另一种性质的困难。政客和宏观调控部门总是有过度调控的冲动，他们决不会仅仅是出于避免经济衰退而调控经济，他们还要为经济衰退之后能继续调控通货膨胀而创造条件，但是，宏观调控的代价从来都是由老百姓来支付的。今天，我们口袋里的钱发毛了，就是宏观调控的代价。
我们真的需要反思，经济的波动到底是因为市场本身的缺陷而起，还是因为政客和宏观调控部门的过度调控而起，又或者是因为政客和宏观调控部门不具有调控经济的能力而起(总要把人往好里想一些才好)。我们需要反思，是不是要对政府的宏观调控权力做些约束和限制，而不是如凯恩斯主义者简单认为的政府当然地具有宏观调控经济的职能。
此时此刻，我们有必要重温市场捍卫者弗里德曼教授的经典论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在过去几十年内已成为扩大政府干预经济事务范围的主要借口。据说，私人自由企业经济具有固有的不稳定性。听其自然，它会产生繁荣和萧条这种周期性的循环。因此，政府必须进行干预，使事态保持稳定。在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和其以后，这些论点是特别具有说服力的，并且导致这个国家执行新政和其它类似的政府干预。近年来，‘经济增长’已成为较流行的号召口号。他们争辩道：政府必须保证经济的扩展……但是这些论点完全是错误的。事实是：那次经济大萧条像大多数其它严重失业时期一样，是由于政府管理不当而造成，而不是由于私有制经济的任何固有的不稳定性。政府建立的一个机构——联邦储备系统——受命掌管货币政策的职责。在1930和1931年，它行使它的职责如此不当，以致把否则会是一次缓和的经济收缩转变为一场大的灾难。同样在今天，政府的措施构成了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对国际贸易的税收和其它种种限制、高额的赋税负担和复杂而不公平的赋税结构、各种调解委员会、政府对价格和工资的规定以及大量的其它措施促使个人滥用和错用资源以及使新储蓄用于不适当的投资。”弗老是站在美国看世界，站在过去看到了今天。
不容易不同意：“为了经济稳定和增长，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减少而不是增加政府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