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民主革命迎来了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
一 中国民主革命战胜专制复辟的特别艰难性和复杂性
诚如导论第二章所述，凡是爆发过民主革命的专制国家，都普遍存在着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反复较量这样一个艰难历程。以辛亥革命为胜利发端的中国民主革命，于辛亥之后遭遇与专制复辟长期、反复、甚至是激烈的较量，也就势所难免。但是，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要想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复辟，却有着特别的艰难性和复杂性。这是因为：
第一、农业社会与专制历史过于漫长。显然，漫长的传统农业社会与悠久的中国专制制度，为历代统治者所发展、加固、完善和强化起来的专制统治方式及手段，历代统治者从未实行过教政合一、却有某些君主实行过开明专制的影响，和“民本思想”、而非“民主思想”对于专制统治所起到的柔化作用，以及落后的蛮族两度入主中原，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阻碍01 —— 这一切，既维系了中国数千年的专制统治，又创造了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亦阻扼了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应有进程，更为复辟的欲望和潜力，奠定了久远而又广阔的社会基础。因此，既然君主专制制度不足千年的英国，其王冠之下民主政体的建立，尚需历经四十八年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艰难历程；经历了一百年的思想启蒙，近九十年反复较量，才使得君主专制历史同样不足千年的法国最终地确立了民主共和制度；特别是君主专制的历史不过数百年的俄国，其于革命名义下的专制复辟居然长达七十余年，并且复辟的危险至今尤存 —— 那么，由数千年的专制统治所孕育、所完善、所强化、所加固起来的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当真只需要八十余年前武昌城头的那一声枪响，就可以使它顷刻消亡、灰飞烟灭吗？
第二、传统农业经济形态远未解体。应该说直至十九世纪上半期，中国传统的农民小生产，即传统的农业经济形态，都从来未有改变。十九世纪下半期至辛亥前，清王朝历经二度、历时五十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催生了中国的自由主义工商业，然而，一是改革开放的根本宗旨，乃在维护专制统治；二是穷国弱兵又不能抵御列强对于中国自由经济的压迫和钳制。因而，中国的自由经济也只是处在发生阶段，而远未获得发展和成形。02 辛亥之后，中国自由经济虽然得到了相当迅速的发展，市场经济亦开始走向成形，但它仅在沿海和沿江地区发展的区域限制，特别是军阀复辟混战的影响，不仅给它带来了发展和成形的巨大困境，而且对传统农村的触动更是微乎其微，甚至连事关广大农民切身利害的土地问题，也没有和来不及予以解决。这就不仅为辛亥之后历次专制复辟带来了重要的农村社会条件，更为嗣后那一场要在共产革命名义下打天下的现代中国农民造反，既保存了复辟的社会基础，又提供了造反的社会力量。
第三、专制的思想文化自成体系、源远流长。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专制的思想文化体系，及其对于世道人心的钳制力量，乃是造成反复辟历史任务尤其艰难的重大原因之一。辛亥之前，共和主义的思想运动虽然借助两度革命和改良的论战而有所普及，但是，这个普及，也还没有真正触痛整个专制思想文化体系本身。辛亥之后，于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之中，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势力一再号召“尊孔读经”，甚至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即要藉“纲常名教”以推动复辟的种种倒行逆施，无非是要将孔孟思想文化中专制的思想文化体系，当成鼓吹专制复辟的思想力量和精神法宝。
第四、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交相并作。犹如世界许多国家的民主革命曾伴随着或交叉着民族、种族等革命一样，虽然常常是“一损俱损”，却也常常能“一荣俱荣”。其对民主革命而言，或损或荣，便要看这个国家民主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如前所述，中国的辛亥民主革命，先天的弱势固多，却伴随着民族革命的巨大推动力量。再加上这个民族革命又具有外反列强瓜分和内反少数民族专制统治的双重意义，因而，这个民族革命的助力，也就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辛亥民主革命的迅速成功，所谓一荣而俱荣者。但是，它加速了成功，也带来了问题。
问题之一，是因清王朝垮得太快太易，从而涣散了革命派的锐气，不仅造成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不利状况，而且造成了“革命党消、革命军也消”的危险状态。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对于袁世凯的轻信和让权，特别是革命派自撤南京留守府和主动裁撤革命军队的做法，实为嗣后反复辟的艰难斗争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问题之二，是因满清王朝崩解过速，从而造成只垮了朝廷，而各级官僚集团、特别是旧王朝军队未垮这样一个严重祸患的存在。一方面，因许多旧官僚只需喊一声 “拥护共和”，便能摇身一变而成为新官僚，所谓用“银桃子”取代了顶戴花翎，换汤而未换药；另一方面，因旧王朝的军队已立即裂变为中央和各地军阀的私家军队，从而导致来日各路军阀混战的发生，更作成了袁世凯拥遗朝之兵以复辟帝制的先决条件。可以说，辛亥之后直至南方革命军北伐之前，其间十数年，革命要想战胜复辟之所以如是艰难，无非是因为遗朝有兵而革命无军罢了。
问题之三，是因满清王朝垮得过快，从而造成大部分政治改良者于转瞬之间便完成了立场的大转移。所以，不少人就只可能“新其貌”而不能“新其心”。特别是一些著名的改良人士，曾因满清统治集团的“请进和赶出”，即抬举和打击，又造就了他们的名声，所以，事当袁世凯再造帝制、张勋再造复辟和北洋军阀再造“假共和、真复辟”之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便立即成了推动专制复辟的能臣大将，和一批在思想文化界鼓吹专制复辟的先锋，如著名的康有为、杨度等。他们之要救满清，和满清虽已不救，却仍然要救君主制度的言行，实为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的痛苦较量，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局面。
第五、专制列强和民主列强的联合围剿。辛亥革命虽因欧风美雨、即欧洲民主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的影响，而确立了它鲜明的民主革命目标和明确的民族革命目标，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但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却遭遇了一些专制列强和民主列强的联合阻挠、反对、甚至是粗暴干涉。武昌起义后几天，列强便在武汉江面集中了十余艘军舰，以监视中国革命势力的活动。驻北京的外交使团则立即接受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的建议，促使清政府重新起用已被罢黜两年的袁世凯，以扑灭中国的革命。俄国驻华公使郭索维茨在对“四国银行团”美国代表司戴德夫人的谈话中，更是坦率地承认他“唯一的意见，就是要使中国衰弱不振，并始终反对中国能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03 一九一二年初，当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接受孙中山的建议，决心北伐以反击袁世凯对革命的军事反扑，并在安徽、河南、湖北，尤其是战略重镇徐州屡败和大败清军时，列强 —— 不分专制强国或是民主强国便又联合起来，公然出面支持袁世凯。其各国军舰不仅在长江游弋以向中国的革命军示威，而且于渤海湾阻止中国革命军登陆。驻京各国外交使团甚至蛮横宣布：“不准革命军在京奉铁路两侧十里内战斗”。俄、日两国尤借机增兵东北与内蒙，然后又做出“中立”的姿态为南北和谈“牵线搭桥”，终于逼迫南京临时政府将刚刚诞生的共和政权，向假言“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袁世凯拱手相让。其后，德国皇弟亨利亲王还曾亲赴青岛公然向溥伟表示， “他的皇帝陛下，及他本人，将竭力支持清王朝的复辟”。04
此后，当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意图愈趋明显，中国人民反对袁氏复辟的斗争也日趋激烈之时，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竟于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公然向袁提出“二十一条”，并以“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必赞成”作诱饵。袁世凯的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还公开发表了“共和宪法持久策”一文，鼓吹“中国应由袁世凯做皇帝，总揽大权，复辟帝制”。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亦公开在《亚细亚报》上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宣扬“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其后，不论是在北洋军阀屡悖混战的痛苦岁月里，还是在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推倒军阀统治的辉煌年头，世界专制帝国和西方民主强国，无一不为了他们在华的利益，不是成为混战中各派军阀的支持者，便是公然地反对中国革命军北伐统一中国。可以说，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直至一九二八年中国革命军二度北伐成功，中华民国获得初步的统一为止，世界一些专制帝国和一些民主强国，特别是日、俄两个专制恶邻，实无一家不是一贯地和卖力地反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统一者。
第六、遭遇共产革命所造成的历史混乱。辛亥革命成功之日，正值国际共产主义思潮东渡，俄国实现共产专制复辟的“革命异变期”。由列宁对俄国民主革命的背叛，所造成的民主政体向共产专制政体的倒退，不仅将以革命名义实现专制复辟的愿望与手段，由它的“一声炮响”便送到了中国，而且为正在坚持民主革命而反对专制复辟的中国，制造了由革命性质、革命理念、革命目标、革命主体和革命手段的不同，所带来的极大思想混乱和革命混乱。由是，世界共产革命终于在尚未解体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寻找到了它绝好的 “革命土壤”；中国的传统农民革命更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找到了它最为诱人的现代形式；形形色色正在向民主革命与共和国体实行疯狂反扑的专制势力，固已得到了它所需要的历史混乱；而由民主革命初造成功所带来的思想解放和舆论自由的局面，又为马克思主义复辟哲学和共产革命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带来了绝好的时代条件。再加上不论是世界专制帝国，还是西方民主强国，他们在对华利益关系基础上所结成的，反对中国民主革命的“神圣同盟”，又一再地激怒了善良的中国人民。于是，马克思主义旨在批判西方民主制度与西方自由经济的思想和理论，也就在中国找到了它又一片广阔的天空。由是，民主革命的理念被模糊了，民主革命的对象被转移了，传统农民“均贫贱、等富贵”的大同思想，轻而易举地便与马克思主义“人人有饭吃、个个有衣穿”的共产革命目标一拍即合。而以先进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国民革命阵营遂产生了动摇，发生了分裂。其中一些人更为自身传统知识分子的本能所决定，摇身一变就成了“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并且立即为苏俄发现、青睐、支持和扶植。从此，中国国民革命在其与形形色色专制复辟的艰难较量历程中，又遭遇了一个更加具有社会基础，并且直接受到外国颠覆势力数十年支持和指使的“红色”专制势力，在革命名义下对她的疯狂反扑，从而为中国民主革命战胜专制复辟，制造了一个更加艰难和痛苦、更加复杂和危险的时代环境。
第七、日本帝国的长期和疯狂侵略。中国国民革命虽然遭遇了上述种种艰难较量，然而，给中国国民革命进程带来了最大灾难的，却是日本帝国对中国长达十四年的侵略战争。这一场侵略战争在中国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在辛亥之后，当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已经为中国人民所艰苦战胜以后，却为共产专制复辟在中国的成功，带来了绝好的历史契机和历史条件。中国国民革命，因此而再一次遭遇了最为严重的挫折；辛亥革命的主要民主成果，由此而被彻底推倒；近现代中国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从此被阻扼在共产专制复辟的厄运之中；中国大陆人民更因此而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遭受了旷古未有的残暴专制统治。从而使得中国国民革命即中国民主革命的最后成功和全面成功，被拖延了半个世纪以上。
二 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袁世凯、张勋的公然复辟以“护国”
尽管以辛亥为胜利发端的中国国民革命，要想战胜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乃有着特别的艰难性，但是由辛亥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国的创建所开创的崭新历史条件，所蔚成的良好时代风气，所普及的民主共和思想，所交待的“护国护法”重任，不但正在使得中国人民更加地“懂共和，解民主”，而且能够义无反顾地坚决反击和坚持反对清王室、特别是袁世凯和张勋的公然复辟，从而夺取了第一轮护国护法的历史性胜利。
第一、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的由来和经过
清王朝固因积弱既久而崩解过速，但是，辛亥之后被逼退位的逊清王室所怀抱的复辟愿望，却持之以恒，历久难泯。自满清崩解直至满州国建立，溥仪固然从未停止过他的复辟活动，而散落在南北各地的清宗室人等亦因深怀亡国之恨，而心心念念都在复辟之中。他们或是成立孔教会、孔道会、读经会等，以宣传“非复辟不能救中国”；或是以祖国的山林、土地、牧场、矿山作抵押，企求日、俄等外敌支持他们的复辟行动；甚至以允诺满州独立为条件，收买蒙古马贼巴布如布的蒙古军以发动武装叛乱。曾参预张勋复辟的前陕甘总督升允，在失败时就曾说过“一息尚存，此心不已，留身以待，后会有期”的决绝之词。
虽然，清王朝因气数已尽，时势难逆，而复辟无望，然而，复辟的危险却没有因此而减弱。辛亥之后，复辟的最大危险，无疑来自那个既能够权倾当朝，又能够兵迫革命的袁世凯。由于日、俄、德、英、美、法等列强对他的支持，更因他拥有一支由他自己训练出来的王朝军队，还因他出山之日，便是他心怀叵测之时，05 因此，自他衔命镇压武昌“叛乱”起，便一步一步地向着“帝制自为”的方向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直至黄袍加身、一朝覆亡而后已。他先是拥遗朝之兵，要求清廷与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同时解散，以由他来组织一个“共和政府”；后则假言“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而借用国际国内支持力量，以逼迫南京政府让权。及至民主宪政、政党内阁和国会政治日倡，他竟暗杀宋教仁以废除政党内阁和全国大选。一旦阴谋入序，又立即逼迫国会先选他做正式总统，再制定宪法。随即罢免三位革命都督 ，06 称将军、改官制。然后便下令解散国民党，宣布解散国会，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总统权即等于皇帝权的“中华民国约法”。既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又撤销国务院，设政事堂于总统府内……及至阴谋就绪，乃号令祀孔祭天，亲率百官赴孔庙祭孔，以为他复辟帝制的“先声”。阴使组织“筹安会”和“全国请愿联合会”，07 召开“一致恭戴他为中华帝国皇帝的全国代表大会”。直至他登帝位接受百官朝贺之日，竟成为云南军政府成立，全国“护国讨袁运动”铺天盖地之时。
第二、中国人民坚决反击袁氏复辟帝制的胜利
面对着袁世凯亦步亦趋、步步紧逼的复辟行径，已经“懂共和、解民主”的中国人民，不仅将反对专制复辟、推进国民革命的历史任务，义无反顾地担当在自己的肩头，而且反对公然复辟的成功、迅速和彻底，实为世界各国所不能相比。由袁刺杀宋教仁而猛醒的孙中山，因已经意识到袁氏复辟的危险，从而指出“非去袁不可”。由是，孙发动了二次革命（参见第五节）。二次革命虽然失败，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却绝“不因挫抑而灰心，不以失败而退却”，而是“日夕共谋”，旨在武装倒袁。国中广大民众以及各派政治力量，亦要求“除恶务尽”。诚如孙中山所论，“自经此役（按 —— 指辛亥革命）中国民主政治已为国人所公认，此后复辟帝制诸幻想，皆为得罪于国人而不能存在”。08 中国人民因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深恶痛绝，同仇共愤，绝不以袖手旁观为己任，从而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全国人民共击之”的感人政治局面。知识分子中的先进者，固因“慧眼识天仇”，很早便识破了袁世凯妄图帝制自为的野心，因而指责袁是“假共和之名而拥兵力以行专制的魔王”。09 《北京时报》更公开刊文，揭穿“袁世凯通令祀孔祭天无非是帝制复辟的先声而已”。知识界和舆论界如此，广大民间莫不如是。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五日，河南宝丰人白朗在起义的布告中就公开指出：“我国自改革以来，神奸主政，民气不扬。虽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本都督辍耕而太息者久之。因是纠集豪杰，为民请命。” 并提出要“逐走袁世凯，以设立完美之政府”。及至袁氏复辟帝制的行径日趋公然，黄袍加身的日子指日可待之时，全国五百多家报纸遂以铺天盖地之响，与袁不共戴天，所谓袁氏乃被“气死”之说，由是而来。
幸运的是，正是因为共和主义的理念，已经成为全中国人民的政治理念，中华民国的共和国统，已经成为全中国人民拥护的国统，所以，于此大势之下，连曾力倡改良，反对革命，并曾为袁世凯鞠躬尽瘁的梁启超，亦终于在不寒而栗之中翻然醒转过来。梁不独敢于《大中华》杂志发表洋洋万言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的大文，以对古德诺之流邪言中国“只能行专制、不能行共和”的助袁复辟谬论，予以坚决地反击和揭穿，而且拒诱惑、蔑威胁，公然上书袁氏称：“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出中国过去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辱与中国以俱长，不愿我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俱斩。”梁启超以 “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动天地”的巨大魅力，10 扬反袁护国之正气，斥袁氏复辟之反动，并亲自护送蔡锷秘密赴日转滇，以发兵“护国”。蔡锷抵滇后，遂宣布云南独立，组“护国军”，更在袁氏于北京新华宫接受百官朝贺之日，发布讨袁檄文，公布袁氏罪状，揭开了反袁护国战争的序幕。
蔡锷决心反袁护国的消息传出，昆明人民遂到处悬挂中华民国国旗，张贴“拥护共和万岁”的标语，缴纳捐款者争先而恐后，要求参军者涕泣而不能止。全国人民的支持使蔡锷意气风发。蔡遂以“不斩楼兰誓不还”的精神，既以二万反袁之旅对阵袁氏三十八万皇家军队，又以六千入川之军与袁氏激战于川南。由是而使海内外人心奋起，反袁的声浪响彻神州，护国的胜利遂成定局。蔡锷挥师出兵不过二旬，贵州与广东已相继宣布独立。山东居正起兵护国不数日即已克十余城。当此情势之下，国务卿徐世昌遂辞职而去，袁氏心腹大将段祺瑞与冯国璋 —— 前者抱病隐居西山，不愿为袁一助；后者则以江苏将军之身，先拥兵南京以观望时局，继则与江西、浙江、山东、湖南等省将军共同压迫袁氏取消帝制。袁世凯被迫于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撤销帝制，于三月二十三日废除洪宪年号，复任总统。四月初，下令改组内阁。五月八日，因各独立省份军人已于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宣布指挥全国军政，发表《十九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充总统书》，并称：“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养痈蓄疽，实为乱基。愿国人速以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五月九日，孙中山发表“讨逆宣言”，号召“除恶务尽”，尤指出“保持民国，不徒以驱袁为毕事，决不使有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于时，曾一度支持过袁的海外华侨也纷纷致电国中，要求将袁“执行国法”。五月十九日，袁世凯发表“宣布帝制始末案”，企图嫁祸于人，并策划由川湘向西南反攻。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袁心腹爱将四川将军陈悖、湖南将军汤芗铭亦相继宣布独立。六月六日，袁遂于全国人民同仇共愤、一致声讨中病死。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由此而告惨败。
第三、中国人民反对张勋拥戴宣统复辟的迅疾成功
应该说，正因为辛亥革命之后，共和主义思想已经成为全国上下莫敢一辩的新思想，中华民国已经成为举国上下共同体认的新国家，是故，在反袁护国之役中，连大大小小的军阀，直至袁逆的亲信爱将，都不得不在“护国”的旗帜下响应共和，反对帝制；维护民国，反对复辟。所以，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当张勋竟敢乘黎元洪、段祺瑞争夺之际，率辫子军赴京以公然拥戴宣统复位时，不仅北京十几家报纸“一律停刊，表示抗议”，而且上海的印刷工人也拒不排印唯一鼓吹张勋复辟的《国是报》。上海商界更为反对张勋复辟而一体悬挂中华民国国旗，以示拥护中华民国共和国统的决心。其时，反对张勋复辟的通电，“一日之内不仅高可盈尺，更有血性男儿，多有不避鼎镬者，乃执笔痛言”，以反对复辟。伪学部尚书沈增植在沪住所，既被“义愤之士”投掷炸弹，而参预张勋复辟的主要人物万绳轼、刘廷琛，因南昌人和九江人“无不唾骂其人为祸胎与甘心从逆，其两家人因不堪众矢之集，只好举家避去”。在广东，因 “张勋复辟，中断共和，电报传来，人心悲愤”，竟发起“国民哭灵大会”，后改名“国民护国后援会”，以表示他们反对张勋复辟的痛绝之心。舆情如此，国情如是，段祺瑞遂于马场誓师，决驱张以推倒复辟，从而使这一场清王室的公然复辟，成为一场闹剧，仅仅十一天就亡殂于人心共讨之中。此后，一切欲拥遗朝之兵，据私家之军，以觊觎复辟专制者，都不得不以维护中华民国的崭新国统为旗号，却又借阉割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为手段，来达到他们“假共和、真复辟”的目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