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不是万能的。但要衡量国家成功与否，却又很难找到其他标准取而代之。
作为一个国家生产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货币衡量标准，国内生产总值（GDP）被视为一个国家在提高生活标准方面成功与否的指标。政治领导人对GDP这种角色表现出的不满日益强烈。
11月，英国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宣布将启动对国民幸福感的衡量，将考虑到人们的生活满意度等因素，此前法国总统萨科奇（Nicolas Sarkozy）也宣布过类似计划。
他们的举措触及到了经济发展状况的本质：什么让我们幸福？怎么才能让所有人都更幸福？然而，任何想得到明确答案的人可能都会感到失望。
英国国家统计局（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衡量国民幸福感项目（Measuring National Well-Being Project）负责人奥林（Paul Allin）说，幸福不仅仅取决于GDP，但很难提出单一指标来代替GDP，我们也不确定这个单一指标就是答案；也许我们住在一个多维世界，就必须要习惯管理合理数量的不同信息。
7日举行的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年会对设立国家成功指标进行了讨论，在会议间隙，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成员格雷姆（Carol Graham）对这种情况作出了总结：这就像是新的科学；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过去四十年大多数时间，经济学家一直对一个悖论迷惑不解，这个悖论使人对GDP作为全球国家成功主要指标的角色产生了质疑。
这个悖论就是，富国国民似乎并不比穷国国民更幸福。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经济学家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研究发现，没有证据证明国家的收入──以人均GDP计算──与国民申报的幸福水平有关系。
最近的研究表明，GDP也并不是那么罪大恶极。宾夕法尼亚大学沃尔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经济学家赛克斯（Daniel Sacks）、史蒂芬森（Betsey Stevenson）和沃尔夫斯（Justin Wolfers）运用更多的数据和不同的统计学技巧进行研究后发现，人均GDP的特定百分比增幅往往与申报的幸福指数增幅相一致。这种关联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都存在。
然而，要衡量政策的成功度，GDP是远远不够的。
让每个人每周工作120个小时能极大提高一个国家的人均GDP水平，但并不能使人们更幸福。消除污染限制能提高每小时劳动产生的GDP，但并不一定会形成一个大家都想居住的世界。
我们的方法是在GDP的基础上增加平等程度、闲暇时间和寿命等其他客观因素。8日，在提交给美国经济学会年会的一份报告中，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克莱诺（Peter Klenow）和琼斯（Charles Jones）发现，这样做会有很大的差别。
按照他们的计算方法，若考虑到寿命更长、闲暇时间多和平等程度高的因素，法国和德国的生活标准看起来几乎与美国相同，若非如此，美国本来会遥遥领先。
克莱诺指出，这种计算有很大困难。首先一点就是，许多国家对寿命等关键因素的数据统计很薄弱。
为了对比各国的发展状况，询问国民的感觉也许比金钱测量要好。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经济学家迪顿（Angus Deaton）指出，美国和其他国家，比如说塔吉克斯坦，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有极大的不同，要对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价值进行比较几乎是不可能的。简单地询问人们的生活情况可能更容易，同时准确度也并不逊色。
在许多国家评估整体表现的过程中，问卷调查已经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到荷兰的生活状况指数等种类很多，涉及到人际关系和社区参与等因素。
作为衡量国民幸福感的一部分，英国计划在家庭调查中加入更多主观问题。
但问卷调查可能也会发出误导性的政策信号。
比如，沃尔夫斯发现，对美国女性的主观幸福指数所做的调查表明，她们的幸福感低于四年前，虽然工资、教育和其他客观衡量因素都有所改善。他说，这并不意味着女权运动应该倒退。相反，这可能与被调查女性期望值升高或更坦率有关。
人们的真实偏好通常都会从行为中表现出来，而不是语言。
调查显示，有孩子的人往往幸福感低于没有孩子的人，但人们还是会生孩子，没人会提倡通过大规模的结扎来改善整体国民的幸福感。
沃尔夫斯说，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幸福感。
如果你仅仅衡量组成完整生活元素的一部分，那么就会损及其他部分。
目前，也只能靠决策者选择看起来最符合目前形势的成功衡量标准了。这不是最理想的，但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这已经是最好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