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目击证人确凿的供词，没有摄像头的记录，车轮下奇怪的姿势，连续六年的上访，被官方定义为普通的“肇事”，在民众眼里，却是所有蹊跷都凑在一起，堪称一桩“千古奇冤”
世间的真相，永远有多种答案。你听到的，看到的，你认定的，相信的，未必就是“真相”。“真相”是每个人心中的相信，而记者能做的无非是将自己的相信和别人的相信放一边，去采访去调查形成记录，将记录整理出来就是报道。就钱云会之死来说尤其如此，每个人都有自己认定的真相和需要的真相。
见到钱云会家人的时候，已是2010年12月28日凌晨0时50分左右了。由于深信“黑夜”是人最脆弱的时候，更容易得到所谓的“真相”，我一到当地就直接进入浙东小村落。寨桥村里几乎没有路灯，村民早已入睡，月光中的小村显得仓惶而凄冷。
事实上，网络上流传的钱云会车祸现场照片并非最惨，当时家属拍的照片有数十张——远景、近景、中景和细节。在当地，钱云会之死造成的冲击早已超出我们所能的想象，恐慌笼罩着这个破败的小村庄。没有目击证人确凿的供词，没有摄像头的记录，车轮下奇怪的姿势，连续六年的上访，被官方定义为普通的“肇事”，在民众眼里，却是所有蹊跷都凑在一起，堪称一桩“千古奇冤”。
坦率地说，至今我也并不认为我了解到了“真相”，也无法判定钱云会是死于普通交通肇事还是非普通交通肇事，记者能做的无非是采访更多的人去对比被采访者的陈述，最后形成了《“上访村长”之死》的一组报道。村民、警方、在现场的发现都是报道的基础原料。
尽管成稿之后，我发现，使用各方信源的叙述，使文章不那么“好看”，但我只能如此，“合理想象”以及任何的情绪，都是报道的天敌。钱云会之死，没有任何一个确凿的说法，无论是技术分析，还是现场目击，记者必须使用多方信源还原现场，别无选择，记者只是一个记录者，不是目击者，不是侦探，更不是法官。
在这一次经历中，我感受更多的是政府公信力在多年的“消费”中，已然达到透支的状态。村民偏执到不相信任何解释，网络舆论的甚嚣尘上，这些现象背后是积压多年的困惑、怀疑和愤怒。
乐清事件暴露出，即便在发达的浙江地区，很多地方政府应对突发事件依然手足无措，“抢尸”、“控制相关当事人”、“封锁消息”、派遣特警、“简单粗暴”驱散人群，这些处理手段相当匪夷所思。当然，官方在多年行事中，也许早已形成了这种想当然的行为逻辑。
村民的恐慌来自何处，他们的悲伤何人能解？2010年12月30日，几位记者来到乐清市蒲圻镇寨桥村中，沿途几十位村民纷纷下跪。有一位村民甚至哭喊：“记者不要走，你们走了，我们也要死了。”这一幕情景让一众人等“情何以堪”，这些贫弱的卑微的无力的个体，他们跪在自以为的“救世主”面前。而这些他们眼中的“救世主”——媒体记者们不过也是芸芸众生的卑微个体，却被当成“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这些村民曾在钱云会的带领下，就像碾不死的百节虫，与不合理的征地制度奋力抗争。在温州约定俗成的经济背景下，这些村民和所有温州人一样，信奉合乎市场的经济规则，信奉符合自然规律的正义。他们已经压抑了太久，尽管这些压抑曾经发展成微弱的反抗。
如今，钱云会死了，这个带头的老村长死了，这些村民不知道何去何从。在他们眼里，用上访支撑多年的寨桥村就像“老房子一样要塌掉了”。这片赖以生存的土地，早已不是他们的了。
一位长期从事基层研究的政府官员告诉我，浙江的很多村庄，都是类似版本的寨桥村。有所不同的是，大多数村庄，村民们得到一定的安置补偿费之后，还能获取养老金，并进入当地建设的工厂打工。而对寨桥村来说，在当地建设的浙能乐清电厂并不需要消费村民的劳动力，它们更需要高学历的专业工人。劳动力既然无法输出，人均一万元钱能让村民们活上多久？生活无可持续，自然导致绝望的抗争。而作为村长，钱云会又是这样一个“硬骨头”汉子，自然得不到基层政府的眷顾，一些补助更是无从谈起。寨桥村早已是当地政府的弃儿。
世间之事永远没有真相，“欲知命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妄送了性命”。请不要鄙视我说这样的空话，钱云会案的“真相”难以勾勒，背后那些旷日持久的矛盾却能够还原。政府公信力的缺失、征地政策的不合理，它们已经涉及农民最根本的生存权利。
而如今，钱云会的好友、寨桥村“维权团队”的另一位关键人物王立权依然被关押在看守所中。而他被抓时，是在去见一位姓高（音）的北京记者的路上。至今，没人知道这名姓高（音）记者的真实身份。
末了，因种种原因，钱云会案正渐渐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但寨桥村和其他村庄的生活依然在继续，“上访农民”王立权们的命运依然未卜，请继续关注，不要淡忘这一幕幕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