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宣布，2010年12月26日起加息0.25个百分点。有些朋友习惯性地打电话问我对此有何看法。他们之所以形成这个习惯完全是一次意外造成的。央行上一次启动加息周期的时候，正值2004年7月，当时加了0.27个百分点，我写了一篇文章《加息推高房价》交给报社发表，没想到报社非常为难，他们对此感到很困惑，明明是提高了贷款成本，为什么反而推高房价呢？但他们拗不过我软磨硬泡地纠缠，最后将文章发在该报次要版面的中缝，就是平时刊登寻人启事和征婚广告的地段。没想到这篇文章倒成就了我，我从此就出了名，那篇文章成为了我最好的广告。
后面的情况我就不说了，房价继续上涨，央行继续加息，直到上一次金融危机为止。于是乎，每次央行加息，就会有人问我对房价走势的看法。我其实挺内疚和惭愧的，因为整整7年来，我没有发展出新的逻辑来更好地说明央行加息和推高房价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不认为我有证据说明央行加息这个举动的目的在于推高全国房价，其次，我也不认为央行加息是为了防止舆论批评其对房价上涨未能果断采取措施的被动反应。最后，我相信央行加息一定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决策，一定是一个对中国经济有利的决策。虽然我历来反对“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但是对于央行任何的决策，我从来就是坚定不移地拥护和毫不动摇地遵循。
我对于加息和房价的看法其实很简单。我认为房地产是一项资产，具有对冲通货膨胀风险的属性，买入房产就是持有了看涨通货膨胀的多头头寸。我把房产定义为一组70年连续到期的1年前通货膨胀看涨权证，金融学的基本原理指出，权证的价值会随着同期无风险利率的升高而上涨，这样一来，央行越是加息，房价就越是上涨。除非人民币升值到扭转市场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当市场不再预期通货膨胀加速，也不再预期人民币实际购买力缩水之后，房价自然而然地会下降。中国政府如果真的想要打压房地产价格的话，早就可以让人民币加速升值了，而不必遮遮掩掩地用加息这样的手段来表示对通货膨胀的关切，也不必用暗含“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反对”这样的翻版“两个凡是”逻辑来煽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的民族主义情绪。
从2002年开始，我始终认为只有人民币升值才能抑制通货膨胀，才能打压房价。但是到了2010年，我却不那么肯定人民币应该对美元继续升值了，因为有人估计我国房地产的总市值已经达到了100万亿总市值，相当于中国GDP的三倍，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达到过的高度，我不敢想象如果泡沫破灭的话，中国人民将在怎样的深渊里面挣扎。所以，我从2010年开始反对人民币升值，因为我不认为经过了长达19年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探索和改革之后，我们建立了一个稳定的货币发行机制，我也不认为加入世贸组织十年之后，我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可以对冲房地产价格下跌风险的资本市场体系。我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全国房价下跌，那么中国将形成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银行坏账，而我国政府为了填补由此造成的窟窿，很可能再次援引2002年的成功经验，用央行再贷款（对于我这样的金融学外行来说，央行再贷款就是类似于印钞票，但是央行的专家会告诉你再贷款和印钞票有本质的区别，但是这种解释我从来没有听懂过）为商业银行买单，其结果无非是稀释了全体人民的财富。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也是我现在反对人民币升值的根本动机。
在金融危机中，我国政府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加大银行信贷投放，使得危机对于中国来说成为了发展机遇，我们实现了过去许多年从来没有过的繁荣。我不得不指出，凡是用信贷杠杆推动经济繁荣渡过金融危机这条大河的话，都或多或少地有一些后遗症。就比如一个人得了器质性的毛病，身体虚弱得不行了，你究竟应该给他用药来纠正其病根，还是给他输营养液和激素来使他暂时强壮起来然后病得更重呢？我认为危机中投放的4万亿元、2009~2010年两个年度投放的18万亿元信贷，其作用都类似于营养液，我们使得危机向后推延了，但是没有抓紧时间防范更大的风险。我们现在真正遇到了比金融危机更严峻的挑战：我们制造了更繁荣的房地产之后，却发现面临两条非常痛苦的道路，一条是任由通货膨胀发展下去，房价和利率交替上升并交相辉映，最终通货膨胀失控或者像美国在危机前那样由于油价飙升而刺破房地产泡沫；一条是让人民币升值，但是房价就必须下跌，而我们之前投入的财政和信贷可能遇到许多问题，甚至引起银行坏账的增加。这两条道路都非常坎坷，如果我是政策制定者的话，我不认为我有能力去克服这些困难，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拖延，使得这两条道路中无论哪一条都不要在我的任期内走到尽头。
温家宝总理说过，要保持房地产价格的合理和稳定。我想如果要维持房价稳定的话，就必须要同时防止房价的大涨和大跌，而要使得房价稳定在目前水平上就必须要使得市场建立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而央行缓步加息并维持实际负利率反而有利于市场形成通货膨胀预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感觉央行维护全国房价稳定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也是不遗余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