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七十三岁的周家福，经历了几乎每个场次的大陆“时代悲剧”，在“反右”、“大跃进”、“文革”等几次政治运动中，他都中枪。几经努力，大陆法院去年判决周家福前后三项罪名皆不成立，周家福挣得迟来的正义。但对于周家福索赔四九二万人民币的要求，大陆法院拒不受理。
据《南方都市报》报导，大陆法院判决的根据，是一九九五年一月一日生效的《国家赔偿法》规定，该法生效前发生和结束的行为，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大陆网民论及此案时也表示，“反右”和“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太多了，真要用金钱补偿，将是一笔天文数字。对于周天福一生的冤屈，报导说，“日子久了，这些事也会慢慢淡掉的。”周家福被迫害的一生，从一九五六年的一次无心之言开始。那年他十九岁，一次下班路上，看见旁边有座小山头，几个年轻人边走边开玩笑说：“谁能第一个爬上去，谁就是山大王。”当时年轻气盛的周家福蹭蹭几下爬上去，大喊“我最大！”这句无心之言，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为了凑满右派人数，被拿来当成罪状，周家福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一九五九年大饥荒期间，正在江西担任教师的周家福，再因言语惹祸。一次晚下课，到了食堂已经无饭可吃，有人告诉他“去上课算了”，周家福脱口说：“上课，上课，饭都没吃，还上毛（什么）课？”结果他第二天就被带走。这次是有期徒刑二年。
文革期间，周家福这个“右派”更不可能躲过灾祸。一九六八年间，村里造反派组织总指挥向他求索钱财及猪肉，周家福拒绝也就算了，还呛声说：“我自己用劳动力挣来的钱，为什么要送给你们吃？”周惹恼了造反派，因此被强安上“投机倒把”的罪名。
如今的周家福，虽然瘸著腿，但每个月领有一千二百元人民币的退休金，身边一个老伴、一个儿子、一个孙子，似乎可以知足，但周家福难忘一生的冤屈。他的“右派”帽子早在一九七九年就已经摘掉，而透过上访、司法诉讼等手段，去年大陆法院认定他先后被定下的三项罪名都不成立。
据指出，周家福的案子之所以得以平反，主要是当地新调来的女法官杨新坚持。但至于周家福的索赔要求，杨新也没办法，甚至要求前往采访的媒体“多做做周老的工作”。
在大陆的“时代悲剧”中，周家福并不是最衰的受害者，甚至可以说，周家福只是沧海中的一粟。如此庞大的受害群体，别说大陆体制尚未转型，即使将来转型成功，其“转型正义”可能也将徒有正义，难于求偿。
从“反右”运动来说，周家福是受害者、大陆前总理朱镕基也是受害者，但更惨的受害者不是他们。大陆作家杨显惠○三年出版《夹边沟记事》一书，详细披露“反右”期间三千名右派被关押在甘肃夹边沟的悽惨遭遇。天寒地冻间，一场大饥荒让当地变成人间炼狱，三千名右派最终只有三、四百人活了下来。
比“反右”更加庞大的政治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使大陆几乎人人成为加害者与被害者的同一体。当年的被害者，如今多已老去；当年的加害者红卫兵，如今也已经六十岁左右，许多人仍生存在悔恨与懊恼中间。大陆近年陆续有当年红卫兵的忏悔文章出现，每每发人深省。
再者，大陆目前需求“正义”者，并不只是改革开放前“时代悲剧”的受害者，如今各地方政府的大开发、大建设，牺牲了多少被拆迁户的权益；农地的都市化开发，又牺牲了多少农民的利益。所有这些，未来是不是要还、怎么还，都是问题。又或者，真如大陆媒体的揣测，一切都将随着时间慢慢淡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