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中国学生革命，从中华民国第八年开始，国民革命一步步走偏。
清朝晚期，儒教外夷边患突然转成“洋夷边患” 80年。中华民国最初八年，中国重农抑商、重儒轻法的文官政治，已成重视工商兼重儒轻法的武将政治。军阀割据，代表中央的北洋政府外交软弱。1919年巴黎和会《凡尔赛和约》预备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殊权益转让给日本，北京政府即将签约同意之前，5月4日到6月28日，中国海内外市民从学者和学生到商店和工厂老板及员工等，以三罢形式广泛参与，多形式亢进地爱国：超越中国从宋朝到清朝大约千年形成的“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家人自私传统与僵死的现实功利理性，市民各阶层首次联合起来。五四运动是小人爱国和大人忧国合成的全民亢奋。
在忧国之文人梁启超、林长民、蔡元培与恨政府之教授陈独秀撰文和策动下，北京学生于5月4日游行、请愿抗议，学生暴力打人和烧房后30多人被捕，群情激愤之下市民联合罢课、罢市、罢工，向北京政府施压：11日，北京各大学校长联合辞职，19日以后全国各地学生持续罢课到6月12日，6月5日以后上海、天津、苏州、扬州、杭州资本家阶层罢市，连带9万工人罢工，迫使北洋政府6月10日撤除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的职务，13日总理钱能训辞职。28日，巴黎学生包围中国代表团所在地， 官员陆征祥声明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阻止签约成功。全民联合使政府强硬些没大错，但走国会程序才是正道。
不断革命却犯下最大的历史性的错误。积极参与五四运动的学生，激进、血性的言行很多，不满北洋军阀、乡村绅士的礼教保守，放大资本家和工人的城市力量，中国国民党掀动国民北伐大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掀动工农苏维埃运动（工会和农会革命），沉迷于搞街头政治，全民不甘平庸和不务正业：两千年以知书达礼闻名于世的学生开始打人和烧房子了；秀才、举人、进士等研究系的文人通过国会影响不了安福系组阁的徐世昌•钱能训政府，就策动街头政治；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骂政府不过瘾就骂礼教，骂父亲、老师、官员群体，鼓吹俄国工人中的流氓起义和苏俄极权专制。后果是，刚发挥力量的资本家阶层被中共别有用心的弄成革命对象，要搞工人流氓革命。这样唱戏似的赶人下台，会有好政府吗？
从秦朝到清朝，君主制度维系汉族2100年的延续，举世无双。但皇帝家族在满族爱新觉罗氏家族统治下缺少了自信和理智，男人长辫子和女人裹小脚代表着宋朝理学的僵死，被汉族乡绅和资本家阶层革了命，这既是历史安排，也是时代必然。可是中华民国才8年，由于五四学生运动，又革乡绅和资本家阶层的命了，骂北洋政府外交软弱只是借口。如此五四运动究竟给了中国什么，福兮祸兮？
查维基百科，五四青年运动俊杰的姓名有：罗家伦、段锡朋、张国焘、傅斯年、瞿秋白、张太雷、于方舟、马骏、孙越崎、周恩来、郑振铎、闻一多、陈潭秋、何葆仁等。这些人是五四时期全国各地的学生领袖，当时是要求罢免三个官员、阻止签约的同人，后来分道成了中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和宪政革命的领袖。
这些因五四而出名的学生，如果在美国主要就是学者或教授，但在中华民国却成批地成了反传统的造反者。这就是五四运动给中国的西货。这些青年最大的如许德珩才30岁，以为读了《新青年》，新中国就在掌握中了；小青年如于方舟才19岁，乳臭未干就以为俄国共产党建立的是真正的民主国家。这些大小孩在街头演讲借市民力量罢了曹汝霖的官，就想叱咤风云了，却没人能主宰自己的命。
将罗家伦、段锡朋、张国焘、傅斯年、邓中夏、许德珩、罗章龙、高君宇、罗隆基、王造时、何浩若、瞿秋白、张太雷、于方舟、孙越崎、周恩来、马骏、郑振铎、闻一多、陈潭秋、何葆仁等21人再排列一下，搞国民革命的罗家伦、段锡朋、何浩若、孙越崎4人，寿终正寝者3人；搞共产革命的是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瞿秋白、张太雷、于方舟、周恩来、马骏、陈潭秋10人，寿终正寝者也只有张国焘、罗章龙、周恩来3人，张、罗还都被共产党开除了；傅斯年不介入党争，许德珩、罗隆基、王造时、郑振铎、闻一多、何葆仁各搞各的党，除傅斯年、闻一多之外，都活到60岁老年以上。命长温情，命短亢进。
辛亥革命使革命在中国逐渐成了好词语，民权、民主、共产，越来越激进。国民革命•北伐军政到1927年就基本终结了，推翻北洋政府好比一场恋爱终结，之后国民党人就是平平常常地过日子了，烦恼不少，美妙的感觉越来越少。除段锡朋死于1948年51岁，罗家伦这位《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起草人，却在73岁的1969年，与1971年72岁的何浩若，正常地死于台湾，没有被批斗的恐惧。孙越崎于1995年102岁高龄死于大陆。结论：五四革命学生，国民党人命好。
五四革命者，共产党人命却非常不好。邓中夏，火烧赵家楼的纵火犯罪者，因为五四运动的爱国性质跟梅思平一样没有坐北洋政府的监狱，却于39岁时的1933年，因企图颠覆中华民国最好时期的南京政府，先被监禁后被处死。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其他共产革命者，于方舟死于1928年28岁，高君宇死于1925年29岁，瞿秋白死于1935年36岁，张太雷死于1928年30岁，马骏死于1928年33岁，陈潭秋死于1943年47岁。可以说，共产革命是黄泉快车道。
五四学生革命者，后来上了共产革命黄泉快车道却命长的有周恩来、张国焘、罗章龙三人。周恩来死于1976年78岁，张国焘死于1979年82岁，罗章龙死于1995年98岁。周恩来是参加共产主义革命到老至死的，最终结局不仅是被癌症折磨得但求早死却不成，而且死后还被撮骨扬灰，其罪孽深重得再无来世。张国焘、罗章龙，在共产革命阵营中职位都曾经比毛泽东高。张国焘弃暗投明，成为国民党人，不仅寿终正寝，而且入土为安，看来生命之德还没耗尽，还能转世。而毛泽东死了却还要放在水晶棺材里不准入土，不得超生转世。罗章龙这位火烧赵家楼纵火犯，为何后来会比梅思平和邓中夏命好，没有被判死刑？个中原因还须审视，这里因果很复杂。但他不仅比毛泽东命长16年，而且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统治大陆，他改邪归正跟安然教书必有关系。这就是历史的公正。
国民党人挨骂多，命却长。共产党人短命鬼多。如此结语不深刻，却能简易推出四点：1、学生革命是人生的幼稚状态，不值得推崇；2、共产革命夺人性命；共产党不是个好玩艺，谁加入都要受伤害，或者参与害人。3、谁脱离共产党谁好。4、现代社会，学生最好别参与革命，非要经历，千万别惹共产主义革命。
再来浅析一下傅斯年、许德珩、罗隆基、王造时、郑振铎、闻一多、何葆仁7人的死亡。闻一多死于1946年47岁，国共内战前夕，这个卷入政治的学者死于被谋杀，共产党说是被国民党杀，但被共产党杀显然更有益于栽赃国民党，更合乎共产党的奸诈本性。傅斯年死于1950年54岁，这位五四游行总指挥，后来毕生不参加党争，告别革命而专心学术，这是其聪明之处和学生成为学者的正路，所以能好死在台北，受到中华民国的隆重追悼，没活过60岁恐怕跟其对操心为民国的蒋介石极不恭敬不无关系，知书者不达礼难免不被上天怪罪。郑振铎死于1958年60岁，刚刚经历了中共反右运动，经历了极度的恐惧。王造时死于1971年68岁，正在文化大革命之中，相比他在五四运动时期两次被北洋政府逮捕两次轻松脱身，他很清楚中共北京政府的极度凶残。罗隆基死于1965年69岁，反右之后极度郁闷，死在文革之前成了很好的解脱。何葆仁死于1978年82岁，这位厦门籍的新加坡华人当时参与游行纯属救亡爱国的心，抗战爆发后再度激动也是一样，不偏激地做该做的事，所以高龄。他1949年重返新加坡经商，说明他很清楚共产革命惹不得，懂得退出。许德珩，这位《五四宣言》的起草者当年30岁，只请愿不放火，国民革命胜利即退，死于1990年100岁，理性中庸真好。
五四中21位学生，都是反传统的全盘西化主张者，是青年革命者，属于共产革命者的最激进，属于国民革命者和宪政革命者的较温和，思维比较理性或者逐渐转向理性。比较或趋向理性的学生革命者长寿者较多。爱国要理性不要激情。
学生激情革命不解决实质问题。五四运动两年后的1922年2月，中国和日本在华盛顿签订《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青岛和胶济铁路权益才回归中国。这当然有五四运动民主压力的功劳，但北洋政府外交谈判也功不可没。历史是各阶层力量的合力运动，无论中华古代皇朝，还是民国宪政，解决问题都必须理性协商，需要等待时机。五四运动使和而不同的斯文君子被小人革命运动（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边缘化；其后果之一是：民生主义政策的政府代表席位被民权、民生主义的平民（学生和文人）的文章、结社、游行冲击得四分五裂，没有权威。
五四运动削弱北洋皖系政府权威之后，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居然可以借助军事战争的胜利到北京用奉系强权代表中央。强权者匪气大，思维被私心和野性支配。张学良为保东北军力居然可以让日军轻易占领东北，可以帮助红军匪帮死里逃生。中国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对此至今尚无清晰的认识，集体神智不清地迁怒中国礼教文化。民国青年被《新青年》和《每周评论》蛊惑心智，急切中以民主与科学思想为强国西药，将官员当政治蛔虫打，不断掀起新政府取代旧政府的新革命。
学生革命敢乱来。中国国民革命，从五四运动开始，被不专心致学的学生煽动走上邪道：政府成为学生的政治玩具。爱用暴力解决问题的青年居然成了中国的希望。梅思平火烧赵家楼，张学良绑架蒋介石，暴力一线牵。大学生1919年被中华民国纵容，大陆政权给了共产党，推中共走上天安门；1989年尝试夺回天安门，被中共坦克破胆之后，比兔子还乖，敢喝过期酸奶，不敢退过期团队。
中国大学生火烧赵家楼，促成共产党坏人当道61年。欲知详细，继续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