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国际社会对中国未来政治动向的评估，可以将2010年10月中旬十七届五中全会视为分水岭。此前许多大的国际媒体对中国前景充满乐观，认为五中全会政治体制改革将成重点，温家宝倡言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望。到了10月中旬，由于中共五中全会报告对政治体制改革只是淡淡带过，加上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引发中共政府的过度反应，国际社会现才算认识到目前中国政治形势严峻，政治体制改革暂时无望。但不少人心存侥幸，希望这种严格管控局面在12月10日奥斯陆和平奖颁奖仪式结束后会有所松动。
本文先介绍五中全会后中国政治形势在哪些方面趋紧，再分析这一趋紧的深层原因，以及这种严厉管控是中国政府的临时应急措施还是其长期政策考虑。
言论出版尺度继续收紧
2010年10月11日，中共党内老干部李锐、胡绩伟、李普、江平等23人发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要求中共执行宪法第35条，取消审批制，改行追惩制，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信中痛陈香港的言论自由远不如回归前的殖民地时期，提出8项具体要求，包括取消媒体的主管单位、给记者以自由采访的权利、取消对互联网的控制、党史无禁区、转变宣传部门职能等等。
这封信通过互联网广为传播。对这类公开信，中国政府以前采取默杀的方式对待之，这一次却不同，而是在最高党报《人民日报》与最高党刊《求是》杂志上高调地不点名反驳——不点名的原因当然是不希望为23位老干部做“广告”。
《人民日报》10月21日发表署名“李平”的评论《如何认识言论出版自由？》。这篇文章认为，“事实上，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会对威胁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言论进行依法处理，而决不会任其泛滥。我国依法对有关违法行为进行处理，恰恰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享有言论出版自由。”这篇文章的要害是完全回避了中国立法权由党高度垄断，中国的法律已经沦为统治集团用于自利的工具，运用这种法律规范言论自由本身就是个谬误。
《求是》杂志在11月1日发表署名“赵强”的文章《舆论失控：苏联解体的催化剂》。该文痛陈前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使苏联经过几十年努力构筑起来的社会主义思想防线，短短几年间就从内部土崩瓦解。”然后借学者之口把前苏联从新闻改革到政权丧失的过程概括为：“新闻改革－－媒体放开－－外力介入－－阴暗面曝光－－群众不满情绪积累－－反制无力－－舆论彻底失控－－政权丧失、国家解体。”最后表态：苏联“前车之鉴不远，我们不会上当”。
上述两文所言，代表中共政府对新闻自由的基本看法。懂得这一点，就不难理解这段时期内连续出现对舆论的一连串打压：11月2日，在湖南省内颇有影响力的《潇湘晨报》总编辑刘剑、执行总编辑龚晓跃被停职。为两人引来麻烦的是10月30日该报刊发的《辛亥革命 100年特刊》。湖南省委宣传部为他们安上的罪名是“影射”。其中一段话说到，中国近代史“实际上就是翻墙者对抗修墙者的历史，修墙者的心魔之墙高到一尺，翻墙者的攀越之道必然暴涨一丈”，被当局视为对目前互联网及思想管制的讨伐。11月20日，又传出《炎黄春秋》杂志再次面临整肃。
维稳政策发生方向性调整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以后，中国维稳政策变得愈加严厉。这一点却被外界看作是中国政府对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的过度反应，但我认为这是五中全会后中国领导层接班大事确定后所发生的方向性的调整。
应该说，直到五中全会以前，中国对待异议人士各群体的态度是有区别的。一部分持温和态度，表示愿意与中国政府“寻求和解与共识”并合作的人士有一些活动空间，这部分人也承认自己获得的各种活动空间比当年波兰团结工会在共产党统治期间的活动空间更大。
但中国政府对刘晓波获奖一事做出了激烈反应。五中全会结束之后，刘晓波妻子刘霞与外界失去联络，其家人不能代替刘出席颁奖仪式，徐友渔、崔卫平受邀参加捷克使馆活动，受到本单位保卫处人员阻止。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加强了对诺贝尔颁奖活动的骚扰。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发出警告，希望各国不要出席本年度诺贝尔奖颁奖仪式。11月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警告欧洲国家，如果在12月份出席奥斯陆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将要承担“相应的后果”。“这些欧洲国家和其它一些国家面临的选择简单明了：要么它们参与挑战中国司法体系的政治游戏，要么它们与中国政府和人民以一种负责任的方式发展真正友好的关系。”在中国政府的影响与干预下，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古巴、摩洛哥、伊拉克等5个国家拒绝参加12月10日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的邀请。另一方面，为了让诺奖颁奖仪式变得“冷落”，中国当局的阻止名单几乎无限扩张，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光沪因被列在一张所谓“邀请名单” 上，2010年11月 19日晚赴新加坡参加学术会议，在北京国际机场未获准出境。一位海关人员向何光沪宣读一张纸条：“根据出入境管理条例第2条第8款，你出境可能会危害国家安全，所以禁止你出境。北京市公安局。”更为荒谬的是，上海某公司总经理丁丁被阻出境，只是因为其父亲丁东被当局视为有异议色彩。
原来在中国就已被完全剥夺了活动空间的异议人士的处境自然更形恶劣。身患重病的陈光诚出狱后回家仍然遭受极不人道的全天候监控；曾金燕所办的北京爱源信息咨询中心因“税务问题”在11月11日被迫关闭；原来群集在北京的一些维权活动人士相继被强行送回原籍所在地（中国称为“老家”）；近20天来被警方严密软禁、监控和跟踪的，还包括北京律师许志永、江天勇、李方平以及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等；艾未未2007年受邀在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兴建一座耗资近700万人民币的工作室，被上海有关部门宣称为“违章建筑”被拆除，艾未未为这座建筑在11月7日举办“河蟹宴”，却因受到软禁未能参与；“结石宝宝”父亲赵连海于11月10日被北京市大兴法院判以2年半刑期。赵连海案件牵涉到30万结石宝宝的生命健康与政府食品生产监管责任，完全应该与政府之间形成制度性反馈，最后却获得“控诉罪犯者成了罪犯”的荒唐结局，表明中国人在法律框架内维权之路目前已走到尽头。在这轮打击中，范亚峰属于被当局持续打击的目标，12月9 日被国保带走至今没有任何音讯。家屡次被抄，研究所亦被查抄，银行卡和存折都被没收。其妻子吴玲玲被传唤并以抓捕相胁，母亲被严格监控。种种迹象表明范亚峰处境相当危险。
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11月30日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将社区居委会的工作经费、人员报酬以及服务设施和社区信息化建设等项经费纳入财政预算，这说明中国政府将师毛泽东故智，借重居委会的“人民战争”方式来强化社会控制，从最基层开始“维稳”。习近平最近去重庆视察时，不仅高度肯定了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还考察了江北区建北社区居委会的党建与各项工作。
五中全会为什么会发生如此转变
尽管中国温和派异议人士或准异议人士希望奥斯陆颁奖仪式之后这种控制会有稍许松动，但根据我对中国政治经济局势与即将上位的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的分析，这种控制不可能放松。
习近平接掌的中国并非中共宣称的“和谐盛世”，这从2009年维稳费用高达5千多亿元可证。尽管GDP总量号称世界第二，但人均收入却排在世界第103 位；宏观税负（即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例）高达32％点多，税负痛苦指数排在世界第二。近5年来，每年的群体性事件高达10万起以上，2008年中国发生了124,000起“群体性事件”，中国政府在国内安全上的花费已经超过了军费。近两年中国更是为高房价与严重的通胀所苦，按照中共的政治统治逻辑，经济形势越糟糕，政治信心越低落，就越表现出对暴力的迷恋。
习近平之所以能够接掌中共领导人，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政治可靠”，不仅从未倡言过削弱中共权力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且他所展现的超强维稳能力让中共放心。目前胡温抱持平安下车心态，不少政务方面的事情已经交由习近平打理，最近一系列举措很有习近平的强硬特色。
外部观察者只关注到2007年之后习近平先后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国家副主席这些显职，很少注意到这一时期习近平的另一职务：北京奥委会领导小组组长。他领导下创建的“奥运安保模式”虽然投入了巨大人力物力，但也算是织就了一张以“六张网”为核心的、可以将一切反对力量消灭于萌芽状态的天罗地网。何谓“六张网”？据中国公安部部长孟建柱介绍，就是由街面防控网、社区防控网、单位内部防控网、视频监控网、区域警务协作网和“虚拟社会”防控网共同构成的庞大监视网络。中国当局希望通过这“六张网”，织成一张防止一切反抗的天罗地网，“实现对动态社会的全方位、全天候、无缝隙、立体化覆盖。”这“六张网”只是常规监控，每逢有庆典或者需要防范的一些特殊日子，比如“六四”、“两会”期间等等，当局还让警察扮装成便衣，与巡防队员、保安员等职业队伍全部上街，并动员“志愿者”如治保积极分子、单位门前三包人员等“社会力量”，用“人民战争”的方式消灭一切可能的反对力量。“六张网”加上无处不在的便衣与特务，构成了“奥运安保模式”。“奥运安保模式”在奥运期间成功地防止了可能发生的社会反抗，在中国被推广，2010年上海世博、广州亚运都采用这一模式。
习近平不好在公众场合讲话，但每发言却直言不讳。习近平过去接受采访时曾说：“有时候拍桌子是必要的，拍桌子比不拍桌子好。不拍不足以震慑，不拍不足以引起重视。”2008年北京奥运会筹备工作时，面对国外对中国践踏人权的指责，习近平回应说：“别人喜欢不喜欢和我们没有关系。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如果把笼子里面吵得厉害的鸟拿走的话，那笼子就不热闹了。”2009年2月访问墨西哥时的一番讲话，让人看到他对国际社会批评中国的人权状态与专制极为不满： “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划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今年11月习近平访问新加坡时承诺的“中国永远不称霸”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在国际社会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共的统治权，尽量少批评或者不批评中国的人权状态。
中国是个人治国家。虽然高层实施“集体领导”，但作为最高领导人，其个性必然会对政治生活产生影响。从其言行来看，现已实际上位的习近平在内政外交上奉行强硬路线，对内继续高压维稳，实行“治乱邦用重典”；外交方面，习近平既不会像江泽民那样注重自己在西方世界的“文明形象”，更不会像胡锦涛那样谨慎自持，以藏拙为优先考量。各国很快会感到习近平的统治风格有点像开“钢铁公司”，有走硬趋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