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协调何解?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昨天提出答案说:中国需要建立平等自由的社会,保障人权,其中一个简单的入手点,就是让“马路上没有特权车”。
中国还有90%的增长潜力没有发挥出来。要实现这广大的增长空间,茅于轼认为,中国需要创造良性竞争和自由的商业环境,允许人们自由进出市场,人与人享有同等的社会地位,遵守同样的法律,并且消灭特权。
在稍后的嘉宾对话中,茅于轼再次提出中国要获得经济增长,不仅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连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也赶上日本,要依靠进一步保护人身权和财产权,形成人人平等,没有特权的社会。
他再次以特权车为例说:“马路上没有特权车,我觉得这一条很简单,马路上有特权车这个国家好不了。你不是一个法治国家,红灯也可以走,这个算什么?就是特权嘛。……有看得见的特权必然有看不见的特权,那就多了去了。”
他又说:“其实我们的《宪法》上写得清清楚楚,任何个人和团体不能置身于法律之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写是这么写,但做没这么做,马路上有特权车怎么没人管呢?而且这两年我感觉北京的特权车越来越多,拿了一个牌子就开车不按规矩,给老百姓起了一个极坏的带头作用,甚至还有人认为我有特权车,我可以耀武扬威,他们不知道廉耻,还以为自己了不起呢。这个社会风气非常不好。”
他的举例得到观众共鸣,这段话刚说完,会场便爆出鼓掌声。
在中国,经常无视交通法规,在马路上横冲直撞的特权车被舆论称为“北京一景”。这些车子的“特权”的记号是它们挂着的“京V”、“军A”、“北(北京军区)A”、“WJ(武警)”等军队牌照,司机以特殊公务在身的名义,即使违章、闯红灯,交警不是视若无睹就是莫奈他何。
而过去一年来,北京交通拥堵情况每况愈下,市政府本周公布最新的治堵方案,其中也不见提出要减少中央部门和军队的公务车、特权车。一些评论文章就乘机批评公务车、特权车在治堵方案中“逃逸”。
茅于轼最后又寄语在座的企业家说:“我相信企业家都没有特权,你顶多有几个钱,那个钱买不了特权,所以说企业家往往是受特权的压制,企业家是要求平等竞争、平等选择,企业家一个改革的力量,实际上对于政府来讲,从长远看,一个政府能够留下一个好的治理成就,就必须在这方面下功夫,而不是反过来保持这些特权。所以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协调,我觉得根本问题在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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