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源于美国次贷危机而来的经济危机对中国的经济产生巨大的冲击，其直接表现是出口受阻，大量公司经营困难，工人失业。为了缓和外界的冲击，我国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结果虽然GDP回升，经济走出衰退，但迎来了CPI上升，出现了令人烦恼的通胀。可以说，眼下的通胀不过是失业的一种替代。不幸的是，通胀的负面效应不仅仅体现在CPI上，还会产生“劫贫济富”效应。
不用解释，“劫贫济富”不是一般的人情伦理，不为世俗社会所接受。我们熟知的是“劫富济贫”的武林箴言虽然充满着暴力、血腥以及难以自证其公平，但对于富人占比小的常态社会而言，这样的举动终究能体现出某些进步性，不失为平衡社会的“良器”。而“劫贫济富”的结果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是贫穷之人占多数的常态社会无法容忍的。然而，这样的局面还是不可避免随通胀的发生而到来。
所谓通胀，就是全面、持续、长时间的物价上涨现象，举凡生活中的物品，尤其是基本消费品概莫能外。因此，相对于不变的或既定的货币财富而言，通胀就是一种税项。也就是说，通胀是没有回报的强制性征税，不用过问你的意愿，也不用征得你的同意，这与其他征税完全不同。面对这样的情形，表面上看来似乎贫富一样，都不能幸免。但是，这只是我们看到的事情的一部分。通胀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要复杂得多。由于通胀往往起源于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下面我们分开来解析通胀的实际影响。
首先，通胀产生的原因之一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说白了就是赤字财政政策。在整体经济均衡状态下，赤字财政会形成赤字投资。这种投资是新追加的、凭空多出来的，没有相应的对应物，会挤兑原有的市场供应。因此，这种投资一旦放行，能拿到项目的单位就能先人一步挤进市场购买相关商品。用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来说，就是这些单位能买到没有掺水的面粉。随着赤字投资增加与赤字项目开工，水会越加越多，面粉中的实物含量大幅降低。其后购买面粉的人就要忍受掺水的苦恼。因此，离赤字政策愈近的人愈能得到赤字政策的好处：生产规模扩大，职工收入增多，福利上涨。而离赤字政策愈远的单位，能分享到的好处愈小，甚至无缘于此，得不到任何好处，只能享受赤字政策的恶果通胀。
能从赤字财政中分一杯羹，从而可能避免通胀侵害、享受通胀好处的究竟是什么单位呢？显然是政府的嫡系，尤其是大型、垄断性国企。这些企业原本就是政府的左膀右臂，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富得流油。经济危机一来，又受到政府的垂青，投资源源不断，经营规模与收入水平大幅攀升，通胀自然于它们秋毫无犯。这是通胀之下“劫贫济富”的第一层含义。
宽松的货币政策是诱发通胀的第二个原因。所谓宽松的货币政策，实质上就是放松信贷条件与限制，让企业与个人增大贷款规模与投资规模，从而达到促进生产、扭转经济下滑的目的。我们知道，正常条件下的贷款来源于储蓄，而储蓄来自千千万万个人的收入结余与企业的利润。因此，贷款规模在总量上有一个极限，不可能超过储蓄。但是，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信贷规模往往会突破这个极限。信贷的过量投放会改变市场的需求结构，快速增长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市场最直接、最有效的应对办法就是涨价。
对于我们这里讨论的主题而言，最紧要的是何人能享受宽松货币政策的好处，拿到更多的贷款，从既有的面粉堆里抓取更多的面粉。与前文分析过的情形大体类似，芸芸众生、大量民企与中小企业是无缘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而那些能从宽松的货币政策获得新增贷款的单位与个人，虽然也会面临通胀的盘剥，但只要新增贷款所产生的利润高过通胀，其整体利益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以一定的幅度增加。结果，与前文的分析一样，结论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是通胀下“劫贫济富”的第二层含义。
通胀之下，物价大幅上涨，货币贬值，购买力下降。对于手持现金（包括银行存款）的人而言，财富会贬值。虽然一般而言通胀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商品间趋向平均化，但不同的资产结构在通胀中的境遇大异其趣。通胀之下，物价上涨，货币购买力下降，但资产会升值。升斗小民除了货币收入与为数不多的银行存款，并没有多少可以称为资产的东西。因此，这一群体不仅实际收入水平下降，也不可能通过资产的增值来弥补通胀带来的损失。相反，富人的处境就完全不同。虽然他们的货币财富同样会缩水，但一般而言，货币财富所占比重远远小于其他资产，富人持有的非货币财富会因通胀而升值。因此，总体而言，即使这部分的增值难以弥补通胀对货币财富造成的损失，但也不至于像平民百姓那样处于财富净缩水状态。这是通胀下“劫贫济富”的第三层含义。
总之，应对经济危机所采取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虽然可以阻止经济下滑，但同时会产生一些严重的负面后果，“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社会分化即是其中之一。这虽然不一定出自政府的意图，但天然的经济逻辑是依附于政策之上的。也就是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是干预政策的伴生物。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至少不会出现此种原因导致的贫富分化现象。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人们在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及分享政策的能力决定了人们在利益结构中的处境与得失。就此而言，排除人为干预、规范与缩小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才能缩小，甚至避免通胀带来的不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