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上班不久，退休的先生从skype上送来了李普伯伯去世的消息。上网一看，悼念的文章已如冬日的晶莹雪片，纷纷扬扬。无法继续工作，打开一页空白的word，写下这几行纪念的文字。
第一次见到李普伯伯是在一九七九年的五月份，我的父亲李锐刚刚平反复出不久，我和丈夫巴悌忠也从陕西的三线工厂回到了北京。那次是时为四川饭庄的老板娘（父亲他们当年确是如此称呼）、绰号“机关枪”的一位老太太作东，请了几位湖南老乡为父亲接风。有黎澍、于刚、曹瑛，还有李普等四对夫妇。父亲和黎澍与李普年轻时在湖南地下党一起办过报纸，跟于刚在湖南和延安一起呆过，同曹瑛是解放初期在湖南省委的同事，他们的友谊是年轻时建立的，没有为党内斗争所玷污，依然纯洁。黎澍和李普都没有去过延安，一直在“白区”工作，我印象中，他们身上官气不多，特别是黎澍伯伯，完全是一个知识分子学者的模样。
那天大家真的是高兴，我过去从未见过如此开怀的这样一群老小孩子。父亲看着朋友们劫难之后，夫妇相濡以沫，竟然不顾一切地高呼起来：“我要一个老婆，你们帮我找一个老婆啊！”李普伯伯后来真是将此事放在心上，曾想为父亲跟于蓝牵线。不记得是于蓝没有意思，还是父亲觉得大概与演员难以相合，反正没有下文。
二○○四年李普的夫人沈容阿姨去世了，父亲对我说，追悼会那天他好难过，看到李普趴在沈容的遗体上说：“沈容我不哭、我不哭呵。”然后哇哇地嚎啕起来。有一天晚上，李普伯伯突然给父亲打来电话：“李锐，我难过啊，我难过啊，我想沈容啊！”说著、说著在电话那边嚎啕地几乎窒息。父亲一时慌了手脚，说： “我们马上来，我们马上来啊！”他和玉珍妈妈匆匆上车赶了过去。谈了很久，李普伯伯才渐渐平复。
提这两件事，只是想说，父亲和李普伯伯是无话不谈的思想上的朋友，也是相互体贴的感情上的朋友，这在共产党人中弥足珍贵。
我最后一次见到李普伯伯，是今年春天回国出差，父亲的老哥们聚会，李普伯伯和他的新老伴儿谢阿姨也去了。李普伯伯席间话语很少，整个儿变了一个人，只是闷头吃饭。我心里难过，想让他高兴。因为李普伯伯和沈容阿姨几年前送过我一本他们合著的《我们只举行过一次婚礼》，我很快看完向他们“汇报”我的读后感时说：“我喜欢沈容阿姨的文笔，李普伯伯您差远了，您的文字太呆板。”李普伯伯并无不悦，沈容阿姨可是高兴极了，说：“李普，怎么样？我的文字可比你的强！”因此我这次说：“李普伯伯，我看了您最近刊在《争鸣》上的短文，我真是喜欢，您的文章真是比过去棒多了。您写您父亲的那篇，在乡间路上，父亲对您挥手：你走啊，你自己走好啊！我看了落泪了。”这是实实在在的心里话。李普伯伯高兴地笑了：“南央说我的文章好，南央说我的文章好了！”“哈哈！”我又看到了沈容阿姨在世时的那个快乐的李普伯伯。只是这欢愉没有维持多久，他又进入了沉默。
李普伯伯有一句话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真正的振聋发聩。那是二○○一年夏天，我和女儿一起去看他们夫妇。聊天间我问：“我知道唐荣枚在美国入了教会，戈扬也很痛苦，她们都觉得自己一辈子走错了路，浪费了一生。你们怎么看自己的一生呢？是不是也觉得自己一辈子都白活了呢？”沈容阿姨想也没想：“白活了，我一辈子都白活了。白白当了一辈子共产党的宣传工具，没有做过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当时愕然极了，根本没想到沈容阿姨会对自己的一生作这样彻底的否认。但是又感慨她言语间只流露出愤懑而没有伤感，这让我释然。否则我这个问题让她难过得几天无法入睡，我该如何担待得起呢？李普伯伯没有接腔，我随即转向他问道：“李普伯伯您呢？您也和沈容阿姨一样吗？”李普伯伯满脸通红，一声大吼：“共产党不亡，天理不容！”我真的是如五雷轰顶，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李普伯伯那张如孩童般纯真的脸上写满了我不能彻底领悟的悲伤、绝望和愤怒。那张孩童般清澈却又饱含着岁月沧桑的面容，我这一生至此只见过那一次。我一直想把李普伯伯的这句话公之于众，但是怕给他带来麻烦。现在他走了，我可以说了，仅此一句话，李普的晚年光彩照人。
二○一○年十一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