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上海大火后，国务院调查组极其迅速地向世界宣布了初步调查结果：事故原因是由无证电焊工违章操作，引燃尼龙网、竹排等易燃物所导致，8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但上海市民透过这场大火，看到了他们生活环境的危险，因为上海就是由14000多幢高层建筑构成的钢筋水泥丛林。调查结果公布后，舆论多认为这8位民工是当局为安抚民意而找的“替罪羊”。因此，上海市民用悼念死者的方式表达了政治问责的强烈愿望，希望政府能够采取切实的预防措施，不要让这类悲剧再度发生。
“替罪羊”一词是外来词，对应英文有scapegoat、whipping boy，在民国时期曾译作“代罪羔羊”。人们往往用“替罪羊”比喻代人受过的人。虽然中国政治自古以来都存在“替罪羊”现象，但将“替罪羊”机制用得最频繁、最成功的则莫过于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以来，每次面临政治失败或者高层失职，“替罪羊”机制就成了中共用来自我清洗的污水桶。
先说近期发生的事件。河南郑州最近一个月内发生4起城管打人事件，但所有事件面临追责时，当地城管部门就拿临时工顶缸。城管部门往往如是说：这些临时工大多没有经过培训，更没有执法证，在执法过程中往往随意性比较大，方式简单。 这种说词回避了两个最基本的问题：第一，雇佣临时工未经培训并让他们无证上岗，本身就是城管部门严重失职。第二，不管是临时工还是正式员工，只要他们以城管人员身份执法，执法过程中发生的任何行为，都是职务行为。除了追查个人责任之外，还应追责城管部门。
这种诿过于相对弱势的责任人――即寻找“替罪羊”的做法，此前在三鹿集团毒奶粉事件中出现过，在追查矿难事故责任中更是频繁出现。不过，如果以为这是现任政府官员的发明，那也真是出于对中共党史不熟悉的冬烘之论，因为最善于寻找“替罪羊”为自己开脱责任的就是至今仍被中共供在神坛上的毛泽东。
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毛泽东习惯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大场面，和平年代也习惯用这种发动战争的方式“搞”经济建设――将湖南土话“搞”字用为政治语言是毛的发明，这“搞”字含义丰富，既有从事、进行之意，也有意在颠覆旧秩序的“捣乱”、“折腾”之意。从毛泽东“搞”的政治运动与经济建设的几个样本，如反右、大跃进及“文革”来看，后一含义居多。毛搞了一个“大跃进”，其后果就是在1959－1961年这三年当中饿死3000多万人。谁来承担这重大政治责任呢？毛泽东还得继续担任中国人民的英明领袖，他所领导的党也还得继续“伟大、光荣、正确”下去，于是找了两只“替罪羊”，一只是后来被研究者证明并未出现的“三年自然灾害”，另一只是“逼中国人民提前还债”的苏联。至于中国何以贫穷？从1949年开始创造的经典说法一直是“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与掠夺”，再与时俱进地拉上一些各阶段的政治失败者，包括中共党内的昔日同志，如20世纪50-60年代专门“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时时刻妄想变天”的“阶级敌人”，“文革”前期的“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文革”后期的林彪反党集团。
毛泽东这一诿过于人的政治高招，在他教导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自然全盘继承。邓小平主持下写成的《关于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革”说成是“林彪、江青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阴谋，硬是将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变成了反革命家属，至今还未为毛泽东摘去这一帽子。
由于“替罪羊”机制总是能够让各层次的政治领导人化险为夷，稳居高位，所以中国各级政府乐此不疲地使用着。比如这次上海市政府急于抛出几位责任人，以安抚因为火灾变得惶恐不安与愤怒的民心，却回避了消防机制的种种不足，更不愿意触及建筑工程发包中的腐败问题。这种寻找“替罪羊”的方式既无法平息民众的怨恨，也使责任政治的建立遥遥无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