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披露，中国江西万载县县委书记陈晓平近日在回应社科院学者于建嵘呼吁各地停止暴力拆迁时表示，“不拆迁，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于建嵘还在微博中透露，陈晓平在讲话稿中还说过，今后凡是到北京非正常上访的人，第一次训诫谈话并罚款；第二次拘留；第三次劳教。于建嵘认为，这位中共县委书记似乎视群众到北京上访为洪水猛兽，他处罚访民的方式和心态值得深思。
记者：“曾宁先生，江西万载县县委书记陈晓平日前在当地的讲话中说‘如果当地老百姓赴京上访三次将被劳教。’我想问在中国什么叫非正常上访？老百姓到北京上访就被看成非正常上访吗？”
曾宁先生：“他的所谓的非正常上访和他观念中意识当中的正常上访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从他的话里来判断，只要是到北京上访，就是所谓的非正常上访。可能在他的观念意识里面不到北京去上访，比如你有了问题，你就在当地、县里面上访，可能就不算非正常上访。你只要不局限在当地、县里面上访，只要越过了当地、县里面尤其是到了北京上访，那都叫非正常上访。我的想像当中，他可能是这样认识问题的。”
记者：“但是你知道老百姓上访很多拆迁、征地的问题，很多都是当地政府的问题，就是县、镇、市的这些问题。老百姓上访很多民告官的很多案子在当地解决不了，在这里面是不是很矛盾？”
曾宁先生：“是这样的。从县委书记的讲话来看，反映出县委书记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的官僚。他把维护当地的地方政府部门的利益，地方党的部门的利益看得是至高无上的。甚至是看得比中国的政府、中央政府的利益看得都要大，看得都要高。甚至他觉得党的地方部门的利益甚至高于中央党的部门的利益。所以好像在地方上访的话他可能还能够一手遮天，还能够容忍。到了中央以后，他无法一手遮天。可能会把天给捅破。所以他不能够容忍。因为假如说你一到中央上访、到北京上访，那的的确确有可能会试图把他希望一手遮天的所谓那些丑事、那些坏事被披露出来。实际上暴露出了他非常丑恶的嘴脸。”
记者：“朱虞夫先生，中国的老百姓即使通过千难万险到北京上访之后，往往上访的材料又会送到当地、属地政府解决。你觉得这是不是形成一个怪圈？ 中国老百姓本来不能在当地解决问题，才到北京上访的。”
朱虞夫先生：“是的。这是对老百姓的一种非常苛刻的一种统治观念。你想想看，如果这个事情地方能解决的话，他还用得着上访吗？千辛万苦、千山万水、风餐露宿的就这样？根本的问题就是发生在我们这个制度结构的问题上面。你说上访在其他国家有没有？在一个民主国家有没有上访这种事情？没有。发生了事情，他只要找他的选举人就可以。我把我神圣的权利交给你了。我选票投给你了，我就找你解决我的问题。到你的办公室来找你。现在的人民代表，那么多的老百姓把他神圣的一票投给他。现在老百姓哪里去找代表他的那个人？有的人选举上去脸都没露，有的人给你露个脸已经很给面子了。我是某某某，你们选我吧。为什么要选你？你能够带给他什么东西？可是别无选择。”
记者：“曾宁先生刚才朱虞夫先生提到一个问题，老百姓自己的选票没有发挥作用。中国的地方政府领导人总是向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你觉得怎么样才能改变这样一个局面？”
曾宁先生：“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它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举。如果中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选举首先是各级行政首长他们是由选举产生的。然后公务员是通过公开的、公正的一种录取。如果说首先能够在中国社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选举，我想各级官员就不得不面对选民的选票，不得不对选民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部门或者他们的官员就不敢对自己的选民说话、做事如此的不靠谱，不着边，如此的肆无忌惮。”
记者：“朱虞夫先生，你觉得中国老百姓真正做到维护自己的权益的话，是不是要从官员不要只向上面负责而要对老百姓负责这点做起呢？”
朱虞夫先生：“是的。老百姓的权力仅仅就是在选举以后，他就没有权利了。如果这个市长是我选的，这个省长是我选的，他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现在对于中国的现状已经是岌岌可危。那些当官的人就是趁着这个机会拼命的在捞，拼命的在压榨，榨取老百姓的那些与民争利。老百姓有苦说不出。这个强拆是一种强暴行为，是一种掠夺老百姓的行为。可是，由于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就毫无顾忌的来做，因为公检法是他们的。你一个小老百姓，他可以用他手上的权力压你，封住你。也可以用专政的方法对付你，把你去劳教，一切手段都拿得出来。他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所以，中国的现状真的在火药筒上。”
记者：“曾宁先生，目前中国现在除了进行直选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办法对官员的滥用权力进行监督呢？”
曾宁先生：“在中国目前以及可以想像到将来都不可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选举的这种情况下，我想不妨可以先从一定程度上的允许媒体监督各级政府，各级部门这方面开始着手。如果说中国的媒体在相当的程度上，可以行使监督政府部门的权力。我想政府部门一些乌烟瘴气的事情也可能会被媒体通过舆论披露出来。这样通过舆论的话，对政府的行为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我想这种情况多少也能够改变目前这样一种政府官员、政府部门对选民不负责任，造成了政府部门、政府官员和民众的之间的矛盾好像是一种水火不容的矛盾，好像是一种互相尖锐对立的敌我矛盾一样。在这种情况下，选举既然不能够真正的实现，允许现在的这些媒体对政府部门来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监督。我想可能多少还会产生一定的作用。”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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