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深圳、杭州等多个城市不约而同地出台了房产限购令,“暂定本市及外省市居民家庭只能在本市新购一套商品住房(含二手存量住房)。违反规定的,登记机构不予受理房地产登记。”
而这在多个城市出台的“限购令”和房产契税标准的上调,居然录得“一地鸡毛”的效果,实施限购的深圳,成交量是去年同期的3.6倍;而上海实行限购,临近的昆山和浙江部分市县房价短时间出现脉冲性上涨,交易量突然放大;南京某区房产契税上调“朝令夕改”,亦带动节后房产交易量的恐慌性放大。
所以说,目前房地产市场释放出来的信号空前复杂而吊诡。
“限购”是计划经济时代票证供应的代名词。从这次的房产限购,有人想起二三十年前中国老百姓从彩电冰箱票到粮票、油票、肉票、布票、糖票甚至月饼票样样皆要票的非常年代。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之初的凭票供应,是与短缺经济相伴相随的,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无力提供足够多的供应,所以只能限制民众的基本需求,大家一起节衣缩食。而现在部分地方对房子从限贷到限购,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它不只是市场一直高调宣扬的所谓“刚性需求”使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长期以来,在房地产泛市场化过程中,保障性住房供应缺失,所有的购买力被逼向华山一条道。过量资金和财富的堆积,太多的钱从事“价格发现”的活,中国房地产“超级牛市”的盛宴在许多人心中因此挥之不去。
而全球央行新一轮的货币注水和贬值竞赛、人民币面临升值及国内通胀的压力、全社会充裕的流动性和投资渠道狭窄,使得这一轮围绕楼市的冷与热,房价涨与跌,政策的严与宽的超级博弈,显得更为复杂。
第二波调控政策出台以来,配合去杠杆化的信贷政策,有些地方推出了行政性的限购手段,地方决策者把它视为抑制投资和投机性需求的手段。但其致命缺陷在于,这是一个不可长期持续的政策。短期内有效,长期来说未必是一个好的政策工具。因为公平交易和自由买卖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义,也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和灵魂。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是全能的,从宏观到微观可以“一竿子插到底”,用行政命令控制,目标和任务都相对单一,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事务是一个多目标系统,各种利益关系都在影响供求和价格,并指导资源的配置,靠单一手段、人为行政性冻结市场,可能会加剧市场的扭曲。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房地产业的问题是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积累和暴露越充分,坚持调控的决心也应越坚定。多年调控的经验和教训启示我们,房地产业的问题是个综合征,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应该认清本质,厘清思路,采取治本的长期性措施,如完善税制改革,摆脱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央行要体现维护货币信用的决心,有效管理通胀预期,抑制货币在投资路径迷失下的疯狂;监管当局要加快推进金融创新,引导社会资金的合理流动;更应加快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进度,通过增加供应量改善供求平衡烫平价格。
这,考验我们的智慧、勇气、担当和是否有真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