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前的今天，即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死亡。消息传来，我的第一反应是想起了两句话：一句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另一句是《桃花扇》中的唱词：“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个祸害中国几十年的“庆父”，终于“楼塌了”，中国的灾难，是不是应该“已”了呢？这是我的想法。其他人的心情怎样？下面几件事，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情民意。
两起“反革命”事件
第二天，四川省纳溪县大渡公社门前，捆绑着一个30多岁的农妇，说她是恶毒攻击诬蔑大救星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那女人的双臂被粗糙的棕绳五花大扎着，棕绳已经勒破了衣服并勒进了皮肉，手臂已经肿胀乌黑。她痛苦地呻吟着，艰难地扭动着被捆紧了的双臂，却没有人敢为她松绑。那女人蓬头垢面肤黄肌瘦，褴褛的衣衫污秽不堪，已经不能遮羞，乳房和大腿都露出来了；赤裸的双脚上巴满了泥巴，想来是终年没有穿过鞋袜。贫穷和丑陋已昭然于光天化日之下。她的旁边站着5个同样褴褛的孩子，大一些的已经明白了这世界的恐怖和母亲的灾难，脸色苍白，瑟瑟发抖；小儿子才一岁多，抱着妈妈的腿哭叫：“妈妈，我们回家。”她的丈夫，据说去找公社书记认错去了。
这个女人我见过，只是不知道姓名，就住在我们学校侧边的勤耕大队第七生产队。那里是我们的“学农”基地，我们曾多次从她家门前经过。我们看见她家里除了一些破烂，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破茅房篱穿屋漏几乎不能遮风雨，真所谓“家徒四壁”。走近她的家，就好像走近了原始部落。这个“翻身得解放”将近30年的农民，过的竟然是这样的生活！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一定断难相信大救星的“德政”竟是如此！但是她毕竟是大救星用来“当家作主”的“主人”，她怎么会攻击诬蔑大救星呢？
原来她得知毛泽东一命乌呼，高兴得拍手称快，大声地说：“这下子好了，我们怕要吃两吨饱饭了！那狗日的早该死了！我们被他饿惨了！”这样的话自然是某些人立功的机会，于是她被抓来捆绑示众。
其实她的生活正是那个时代几亿农民生存状态的缩影。当初大救星打天下的时候，为怂恿农民冲锋陷阵，把他们誉为革命的主力军；当他坐了龙庭，虽然赐给了主力军“当家作主人”的虚名，却实实在在是没有土地的奴隶，过着一种一个劳动日仅值1、2角钱，一年只分2、3百斤粮食，终年被贫穷和饥饿折磨的生活。这个农妇对于大救星死亡的欢呼，不正是水深火热中的八亿农民发自内心的呼喊！只是她太直、太露，以致招来如此的灾难。
第二起“反革命”事件，是纳溪县马庙公社为悼念大救星，从供销社借来十多匹新布搭建悼念堂，可是一夜之间那些装饰悼念堂的布匹不翼而飞！原来悼念堂搭好后，公社书记、社长等所有干部竟无一人为大救星守灵，全都回家陪老婆睡觉去了，盗贼遂以得逞。在为大救星值班守灵与回家抱老婆之间，在沉痛哀悼与寻欢作乐之间，这些平时对大救星口口声声“三忠于四无限”的干部，竟无一例外选择后者。可见他们对大救星的忠诚原来全是口是心非！而盗窃者在当时，只能是“人民” 而不可能是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的“五类分子”。而这些“人民”对大救星的死，不但不以为悲，反而趁火打劫，竟如此不顾政治影响，反革命气焰何其嚣张！。可见在人们的心中，大救星究竟是何地位？
“谁叫他这个时候死！”
在大救星的丧事期间，举国上下禁止一切娱乐活动，不准播放音乐、不准唱歌、不准演出、不准婚庆、不准寿晏、不准欢笑……
每个人都必须坚守岗位，不准请假。但同校的代课老师何君却不管这些，不经允许擅自走了。后来我问他去干什么好事？他说去参加朋友的婚礼。我说：“不是禁止一切欢庆活动吗？”
他十分厌恶地回答：“管得那么多！人家的婚期早就定好了的，谁叫他这个时候死？”
我说：“是悄悄举行吧？”
他说：“人生有几次婚礼？为什么要悄悄举行？”
我问：“没有人告发？没有人制止？”
他很不耐烦地反问：“你以为所有人都很悲痛？都真心悼念？都当奸细？”
我无言以对，知道他的话是对的。其实不悲痛的人多的是。一个和我十分亲密的学生悄悄告诉我，9月9号那天下午，正在田间劳动的社员听到大救星见了閰王的消息，他们的生产队长当即说：“今天毛主席死了，提前下班。”大家就一窝蜂散了。这在旁人看来十分奇怪，大救星死亡为什么要提前下班？但是社员们却知道是什么意思，生产队长的铁哥们便去商店打酒，天黑以后关起门来庆贺。原来他们从各种蛛丝马迹中猜到大救星已命悬一线，就商量好要在大救星呜呼的时候，好好庆贺一番。
我说：“庆贺？庆贺什么呢？”
这个学生回答说：“哎呀！老师你不知道，值得庆贺的还不多吗？毛主席把我们贫下中农搞得好惨哟，吃没吃的，穿没穿的，这种日子哪个愿意过？现在他死了，今后的政策总要发生些改变吧！我不相信永远就这么饥饿穷困下去。”
未曾料到，大救星依靠的主力军们，竟以这样的方式来“悼念”他的死亡。
真假哭丧声
开追悼会的那一天，会场上哭声一片，简直就是哭丧比赛，一个比一个的哭声大，一个比一个的泪水多，一个比一个的眼睛红。但是，你仔细听一听，看一看，那哭声是发自肺腑的悲痛，还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干嚎；那红肿的双眼，是因流泪而充血，还是因揉搓而发红；那眼角上的泪水，真是泪腺的分泌？……至少，我周围那些平时十分熟悉的人，受尽了大救星的各种折磨，我知道他们绝不会流泪，更不会把眼睛哭得红肿。但是他们竟然哭了，流泪了，眼睛红肿了。我是个绝不装哭的顽固派，所以我能够静静地听，悄悄地看。我发现几乎所有人在哭的时候，都有一个相同的动作：先低着头，双手捂住脸，就呜呜地哭了；然后双手从下向上一抹，当两只手放开的时候，就泪也有了，眼也红了……那时的人，被大救星整了二三十年，被批斗的时候，想哭不敢哭；现在不想哭的时候，又不敢不哭！
有一个街道上的老太，据说是县区社“活学活用”积极分子，她哭得呼天抢地死去活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呀！你就丢下我们不管啦！你走了以后地主资本家又骑到我们头上怎么办呀！我们又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啦！谁来救我们呀！呜……”一边哭一边唱，其哭丧的本事应该说有些专业水平。但是她既然能把哭当歌唱，哭的真实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和大人们的矫情比起来，孩子们是真诚的，哭是真正的哭，泪是真实的泪，哭声震天，涕泪横流，没有一丝虚伪和做作。但是要说幼儿园的小朋友，和十来岁的小学生，对大救星有些什么真切的体验，那是说不上的，他们不过受到当时情境的感染罢了。这在心理学上叫从众性，教育学上叫情境设置，文学上，是不是叫“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我是门外汉，不懂。哭到后来，许多孩子都叫喊：“妈妈呀，我的肚子痛！”到底哭大救星，还是哭肚子痛？
追悼会结束，大家走出灵堂，哭声戛然而止，人人脸上雨过天晴，还有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
被鸦雀无声时的异响
连续八九天的举国悼念，每天都重复着单调刻板的动作：在大救星遗像前肃立，90度三鞠躬，低头默哀三分钟，不准娱乐，不准唱歌，不准欢笑……连打篮球，打扑克也禁止，人人都精疲力竭穷极无聊，巴不得这烦人的丧事早些结束。
终于到了焚烧花圈的时候了，小镇上成百上千的花圈集中在指定的地点火化。但在焚烧之前还得举行仪式，于是几百人又戴着青纱，拿着花圈，低着头，哭丧着脸集中在大渡中学的操场上，行礼如仪。又重复着肃立、鞠躬、低头、默哀……
没想到操场狭小，人多拥挤，90度三鞠躬的时候，后排人的头正碰在前排人的屁股上。此时，某同学鞠躬的时候，竟放了一个响屁，正放在后排一个同学的鼻子上！那屁声十分“悠扬”，先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最后以一个下滑音结束。在那样鸦雀无声的场合，不仅那闻屁的同学自认倒霉骂声“邦臭”，周围的人都听到了。于是“哗”的一声，抑制不住的狂笑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笑得前仰后合一塌糊涂，并迅速向四周扩散，一时会场大乱，奉命营造起来的肃穆庄严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主持仪式的公社副书记刘炎林老羞成怒破口大骂：“破坏悼念毛主席的活动，都是些是反革命！”却仍然制止不住捧腹的笑声。幸好他没有听见放屁声，不然以放屁来悼念大救星，又是一起“现行反革命”大案。但是，在学生们的眼里，什么肃立、鞠躬、默哀，都是强加给他们的精神枷锁，八九天来不准欢笑,不准打闹嘻戏的行为限制，已使他们的精神压抑到了极限，当他们突然遇到一件趣事，那怕是低级无聊的小事，也会肆无忌惮地释放出来。这个时候，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便被自由放任所代替，悼念大救星的庄严肃穆，就变成了一个肆无忌惮的狂笑与嘲讽。
人死了，开个追悼会寄托哀思，理所应当。但是参不参加追悼会，是人的自由，即使你贵为了皇上，别人也有不参加、不哀悼、不哭泣，甚至欢呼的自由。这是基本的人权。把大救星的丧事强加给全国人民，叫十亿人来悼丧，剥夺人民欢乐的权利，不哭的权利，甚至借此机会大抓“现行反革命”，这只能叫做皇权专制。于是遭到唾骂、冷漠、虚假、嘲弄，也就毫不奇怪了。此时已在閰王殿里的大救星，看见他的臣民如此不恭，是不是又要部署一场新的整人运动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