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街头为四川地震募捐
9月29日，倍受媒体和公众关注的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中国慈善晚宴如期举行，总计有50位名人出席。热闹而神秘的“巴比宴”后面，参会的富豪异常低调，亦未见公众期待的中国富豪踊跃捐款场面出现。
9月29日，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在北京拉斐特城堡酒店举行巴比慈善晚宴。邀请中国成功商业人士和慈善家一起交流慈善理念。尽管两富豪此前曾发出公开信，强调不会在晚宴上劝捐，据中国媒体报道称还是有一些受邀的中国富豪因怕赴“鸿门宴”婉拒了邀请。主办力图低调，将这场晚定义一次私人聚会，对晚宴的具体内容，参与人等都严格保密。
猜猜谁和“巴比”一起吃晚餐
在中国，人们把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合称为“巴比”，这场慈善宴会就成了“巴比宴”。据中国和香港媒体报道,出席晚宴的富豪在各大财富榜和慈善榜中排名靠前，嘉宾中不仅有民营企业家柳传志、王石、潘石屹、张欣、曹德旺、陈丽华、陈发树、陈光标、王传福、郭广昌，还有民政部长李立国等数位部长及工商银行姜建清、中国人寿杨超、招商银行马蔚华等央企领导人和IT精英张朝阳、李彦宏、马云等。壹基金的李连杰也出现在晚宴名单中。
富豪们似乎刻意躲避记者，出入城堡大都坐豪车迅速通过，也不接受媒体的电话采访。尽管如此，这场宴会还是成功地将公众的视线聚焦于此。
在晚宴上，世界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富豪兑现承诺并未向中国的富豪索捐，而是布道式地和中国富豪交流了四个议题：对待财富的态度、对待捐赠的态度、捐赠如何更有效、慈善对家庭的影响。
巴菲特说：“我们的慈善工作不分国界，不论种族，我们关注的是全人类。我每5年修改一次我的遗嘱，而每次修改我都和孩子们磋商，让他们充分了解我的意愿；慈善捐赠是很私人的决定，我们来只是和大家分享我们的经验。”
盖茨说：“我和太太一结婚就知道，我们以后不会留给孩子们很多财富，我们一直都在找机会把我们的资源转到社会公益上。”
现场的中国富豪们，在这样平实的谈话中，如何理解国外富豪的社会理想及认可的慈善、公益价值等，人们不得而知。事实上，参加此次晚宴的富豪在中国各个慈善活动中，或多或少都有过亮眼的表现。但是慈善的专业运作方式却是他们并不熟悉的。
慈善及公益事业的专业化和健康发展受到限制
“巴比宴”引发了对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新一轮讨论。香港乐施会中国部总监廖洪涛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指出表示，从中国的整体社会环境来讲，还是缺少推动慈善和公益发展的土壤和环境。“从社会个体来讲，中国普遍还处在一个急功近利的状况，大家都是比较关注个人福利和收入的增加，但是对社会贫富的悬殊、或是社会贫富悬殊所带来的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不是太重视，但在特殊的情况下，如‘汶川地震’或是‘玉树地震’大家自发的捐赠，但那种情况只是‘一阵风’似的，还没有形成一个稳定、长期的每个人都关注贫困悬殊问题并致力于改变这种现状而产生的慈善行动、捐赠行为或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行为，这样的社会氛围还不太足够。”
此外廖洪涛认为，企业家来在中国的经济开放过程中是先富起来的阶层，公众对他们的期待会更高，希望他们把自己的一部分财富用到贫困或弱势群体身上。而企业家在这方面作得还很不够。而政府对慈善、公益事业也没有积极鼓励，
“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进行一定程度的打压，使得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的专业化和健康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作为个人捐赠来讲，也因为官方只是限定全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官方认可的公募基金会才能接收公众的捐赠，大部分的NGO是没有资格接受捐赠的，普通市民、企业家要想向非官方认可的公益机构捐赠，无法享受免税或是其他方面的激励性政策。”
制度化而不是个人化
就以上问题，原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司的司长王振耀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认为：“这次富豪并不积极有文化上的一些原因，中国文化中认为高调做慈善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其实中国还是有很多富豪低调在做慈善，但中国富豪慈善、公益行动力较差的原因也和中国没有遗产税有关系。”
“巴比宴”引起的关注也反映出中国公众对慈善事业发展的一种期待。作为一个专业化运作的国际NGO代表，廖洪涛认为：“正如巴菲特所说：捐赠是一个很个人意愿的事情。所以公众对富豪不能给予道德的压力，甚至有些人只盯住富豪捐赠了多少钱，但对捐赠结束后如何监管和资金流向却并不十分关注，比较典型的是在巴菲特、比尔‧盖茨中国慈善行中很风光的陈光标，不相信公益组织的能力，所以自己坐飞机到灾区把钱派下去，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捐赠方式，所以捐赠后资金使用的专业性也应该得到重视。”
廖洪涛认为，中国的基金会和NGO在监管方面公开化的道路还很漫长，“大家不能把眼睛只盯在富豪的捐赠，虽然我们希望富豪能够多捐助，但这绝不是中国慈善和公益发展的唯一路径，以香港为例，很多著名的国际NGO，如宣明会、乐施会、绿色和平等，依靠的都不是大富豪的捐赠，而是普通市民的捐赠，这种社会的广泛参与和监督，以及相应的社会制度化，这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应走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