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六七年，中国经济都会出现惊险的一跳：上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80年代末的价格闯关、90年代初的吸引外资热、90年代末的国企转制、本世纪初的加入WTO
在美国，一部iPhone的售价为499美元。富士康是苹果手机的唯一代工企业，它离不开苹果，苹果同样离不开它。你猜富士康每做一部iPhone的收入是多少？8.47美元，其中包含了员工工资、厂房租金、运输等全部成本。
随着富士康的工人工资在两个月内几乎翻倍，这个故事也要重写。今年以来，中国31个省市中有27个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提高了22%，许多内陆省份的涨幅超过30%。当然，最低工资并不能完全反映劳工市场的实际情况，不过今年农民工工资大涨25%-30%，应该是板上钉钉的。笔者预计，低端劳工工资今后3-4年将每年上涨20-30%。在全球劳工市场不景气的2010年，中国的工资上涨绝对是一道罕见的风景线。
中国政府在低端工资政策上的态度，有一个180度的转变。过去，惮于竞争力的下降，政府有意无意地压抑制造业工资的上涨。近来，全世界都在逼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汇率上扬，出口订单流向第三国，受益的是其他国家的工人。既然如此，不如给自己的工人加工资，这样做同样可以减少贸易顺差，但是得益的是中国的工人，“肉要烂在锅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上的变化，属于名义汇率的变化；工资等生产成本的上升，其实是实际汇率的上升。目前人民币名义汇率是小升，实际汇率却在暴涨。
工资的暴涨，对沿海出口企业可以说是灾难性的。在瑞信最新的跨国公司问卷调查中，劳工成本上升已经超过人民币升值，成为CEO们最大的困扰。其中36%的CEO更对劳动成本上升“极度担忧”（对人民币升值极度担忧的占18%）。
面对激增的生产成本，外资会内移还是外迁？笔者相信，今后几年选择将生产线移向内陆省份的企业，会明显多过离开中国的。首先，与中国竞争外资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基础设施的效率可以与中国媲美，运输效率、交货准时与劳工成本同样关键。其次，在电子等产业，中国已经发展起庞大的产业链，集群效应非常重要。如果厂家孤身脱离产业链，零部件供应等会面临重大阻滞。再者，中国巨大的内需市场，为所有外资所觊觎。所以笔者相信，愿意留下的外企居多。
然而，本次中国的工资上涨，根本不是一次性的。尽管劳动力供应的顶峰还要几年才会出现，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笔者估计沿海地区农民工今后每年面临500万-800万缺口，其背后是当地就业机会的涌现。基建工程在内陆展开、生产线内移，大大降低了农民工到沿海省份打工的积极性。农产品价格上涨、农业税取消，在家务农也成为一种生活质量更高的选择。笔者因此认为，中国低端工资的补涨要持续若干年，劳资纠纷也会直线上升。这就决定了制造业外资最终出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中国出口业的结构性萎缩，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出口业面临结构性萎缩的同时，中国的内需却面临着一次历史性的增长机遇。2010年将是二十年来第一次，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出现上升。生产线的内移，带来了内陆地区就业与收入的改善，新的乘数效应正在孕育中。这些是城镇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也将是带动中国经济向前的下一个超级因素。
从新兴国家的发展历程看，当人均收入进入5000-8000美元区间时，消费往往有一次爆发性增长；而消费的突增，往往与消费信贷进入家庭有直接关系。由于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与中国庞大的农村人口基数，笔者相信，中国进入消费增长阶段所需的人均GDP数值可以相对较低。由于人口、地域的多样性和收入的阶梯分布，中国消费增长期的持续时间也会比较长。
当然，消费长期看好，不代表短期也看好。目前中国经济面临转型，房地产市场面临调整，消费者信贷、农村信贷的发展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笔者相信，中国经济今年十年的主旋律是消费，不仅是现有的5亿城市人口的消费，更是城镇化所带来的第二个5亿消费者的消费。
随着消费取代出口（及某种程度上的投资），中国的长期增长率（potential growth）估计会由上世纪90年代的10%及过去十年的10.3%回落到7-8%之间。不过，增长的质量会有所改善。到2020-2030年，预计中国的长期增长率会进一步回落至4-5%，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陆续浮现。
每隔六七年，中国经济都会出现惊险的一跳：上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80年代末的价格闯关、90年代初的吸引外资热、90年代末的国企转制、本世纪初的加入WTO。这些自上而下的结构转型多数成功了，不过也出现过价格改革的失败。以涨工资促转型，中国又将进行新的惊险一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