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人如何,我想对两岸的民众来说是正负两面都有,不管怎样,今天我只想透过以下的两篇文章来让大家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第一篇
在影视作品中,蒋介石总是给人一幅故作深沉的印象,要么不说话,要么一开口就是“娘希匹”、“拉出去给我毙了”之类的。 而在历史教课书里,蒋介石则总是和“腐败无能”“专制独裁”云云联系在一起。经过六十年的反复宣传,大多数中国人一提起蒋也就是影视里和教课书里的那种形象。
值此“品牌宁波‧知名网络媒体记者宁波行”之际,我有幸拜谒了蒋公故里——奉化溪口。因为是利用工作之余,所以时间非常紧迫,只能走马观花的看一下。在 这儿,我明白了蒋介石的名字源自于“其介如石”等等一些看似常识,却又不明就里的东西。因为时间原因,所看内容大多都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倒是一件轶闻趣事,让我对蒋介石先生产生了些许好感。
话说蒋介石当上中华民国的总统以后,想把位于浙江奉化武陵镇上老家的旧房子丰镐房拆掉扩建一下。所以和周围26户邻居商量,希望他们能搬迁,好给蒋家腾出地盘。邻居们得知蒋家扩建房子的事后,都纷纷让出自己的宅基地,可是隔壁卖千层饼的周顺房的主人却不愿意腾出自己家的地盘。
原来,周顺房的主人与蒋介石都是儿时的小伙伴,所以并不把蒋介石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人物。他接到拆迁的通知后,曾放出风凉话说︰“瑞元(瑞元是蒋介石的小名)当皇帝了,他让我搬,我不得不搬……”并执意要让蒋介石亲自来说。蒋介石听后叹曰︰“迁不迁由他去吧。”这个周顺房,大约就是我们今天在城市建设中所说的“钉子户”吧?
今天我们到蒋氏故居,就会看到蒋家面临剡溪的大院右侧,有一个“周顺房千层饼店”,嵌在蒋家大院的一角,显得有些“另类”。 而丰镐房也就被逼凹进去了这一角。许多人在参观完蒋氏故居后,都爱到这个店子里买些饼子吃,听说味道不错,可惜我不大对这个感兴趣,所以也尝不出是什么滋味。
在强制拆迁如此盛行的今天,我听到蒋介石先生对“钉子户”如此宽容,真是觉得“难以理喻”。作为一国之总统,一代枭雄,蒋介石难道连一个“钉子户”都对付不了吗?我想,不是不能,而是不为。这也体现了一个人的胸怀与气魄,而这种胸襟与度量,在今天仍然是弥足珍贵的。
第二篇
民国期间,中国大学的知识分子常常是批判政府的急先锋,他们不仅在课堂上大骂国民党和蒋介石(虽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仅仅在1928年才执政,1937年又全力组织抗战,1946年又陷入国共内战),而且还利用参加国民党政府召开的会议来批判政府,甚至不乏知名教授当着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的面斥责其腐败和独裁。这些行为不仅获得了作为拿枪反对政府的共产党的叫好,也获得了社会人士的叫好:有骨气,中国的知识分子!
各位看官也许不信,现讲两件轶事如下:
民国期间的西南联大政治系主任、教授张奚若(1889~1973) ,早年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后赴美留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回国后长期任教于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是著名的学者。中共1949年建政后,他曾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等职。他对民国政府和蒋介石的批判可谓可圈可点。
张奚若第一次有名的对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大骂是1937年。张奚若当时随清华大学西迁,并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主任。一次,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四校联合举办时事讲演会,由张奚若主讲。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面对六七千名听众,他对国民政府展开了猛烈抨击。讲演一开始他就说:“现在中国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张奚若接着说:“在报纸上马路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名词‘赤匪’,假如共产党可以叫做‘赤匪’的话,我想国民党就可以叫‘白匪’。其实‘白’字还太好了,太干净了,他们简直就是‘黑匪’!”他还给国民党政府下了一断语:“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因此,中国要有光明的前途,只能是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他说:为了国家着想,也为蒋介石本人着想,蒋介石应该下野。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你下野。
张奚若第二次有名的对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大骂是1939年。有一次中华民国的国民参政会开会,蒋介石也来参加会议,会议期间,张奚若当着蒋介石的面发言批判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说了许多激烈的言辞。蒋介石感到难堪,就打断他的发言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先生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从此不再出席参政会。等到下一次参政会开会,国民政府并没有忘记他,给他寄来了开会路费和通知,张奚若先生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参,路费退回。”当时,很多人赞赏张奚若先生的骨气和硬气,认为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
看到这些故事,我也是对张奚若先生充满敬意,不仅如此,我甚至对那时中国的政治气候充满一种向往。张奚若先生在7000人的大会上慷慨激昂地大骂政府和当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这在今天的人看来无疑是犯下了反革命滔天大罪。而奇怪的是,张奚若先生不但没有因此入狱或者开除公职,而且根本没有受到当时政府的任何追究!甚至,他还被作为当时的政府座上宾,被任命为中华民国的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可见,张奚若先生所骂的这个独裁政府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独裁,而是充满了一种民主国家所具有的对于异己的巨大宽容的政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奚若先生在国家的重要会议上,当着国家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的面批判政府、批判蒋介石本人,而蒋介石只不过感到难堪,只不过说了声“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而张奚若却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从此不再出席参政会。这种行为,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不太符合人际交往起码礼貌的做法。可是,即使如此,当时的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却并没有给张奚若穿小鞋,或者给他治罪,相反,政府继续聘任他作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等到下一次参政会开会,国民政府并没有忘记他,而是给他寄去开会的路费和通知,可是,对此待遇,张奚若先生却并不买账,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参,路费退回。”之后,人们也没有听说过国民政府对张奚若有任何追究或者其它不礼貌的行为。
我们的后人一直受到教科书的教导,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是如何如何的独裁,当时的社会如何如何黑暗。我想,如果碰上这样的独裁政府,很多知识分子是愿意生活在这样的独裁政府之下的。反观现在,有谁能够在大会上和大学的课堂上批判政府和政府的领导人呢?如果说出张奚若教授那样的言辞,如果不被枪毙,恐怕也得坐牢,至少也得被开除公职回家种田啊。这个结论很现实。看看后来的发展吧,在新政权的领导人之下,张奚若先生本人也还是遭到了骂人的报应,他因后来“骂性”难改,说了几句不痛不痒批评当局的话,结果被新政府的毛免去了好不容易得来的官位,并屡遭批斗、迫害,最后死于气病交加的幽禁之中。这也算是给他自己一个交代。我想,在九泉之下,张奚若教授可能还会对自己如何选择阴间政府做一个重新的理性选择吧。
宽容异见,是一个民主政府的基本特征,人们不应该因为言论而被打压、被治罪、被投入监狱,甚至被判处死刑。当然,如果一个人或者群体要诉诸于暴力去推翻政府是需要受到法律制裁的。几千年来,中国历代政府都缺乏宽容精神,建立绝对权威一直是历代统治者的追求。但是,时代已经前进,民主越来越成为现代文明的潮流,宽容的多元价值观已经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采用。在这样的世界文明发展潮流汹涌澎湃之下,我希望,中国也应逐步地建立起一个能够宽容异见的多元社会体制,使人们从多元言论的恐惧中得到解放。只有这样,中国社会的长久安宁和民众的长期安居乐业才是可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