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记者岳群综合报道】引言：中秋节前的一天，司机李师傅不停地发着牢骚，从幸福大街中段走到南口，他用了20多分钟，“平时算上红灯等待时间也就3分钟的路程，今天走了30分钟。”“一个红绿灯要等几拨车才能过去。”30多分钟后，他的车开过光明桥，望着夕照寺街一片红红的尾灯，他慨叹，北京的交通这是怎么了？
自今年3月份以来，京藏高速公路频繁发生堵车现象，从8月14日开始，该路段上出现的大堵车曾持续10多天，长长的车龙从北京蜿蜒至120公里外的内蒙古，情况最严重时，车行一天不到一公里，其壮观景象吸引外国传媒纷纷报道：成了头条新闻——“全球最长的堵车”。
英国《卫报》发表题为《欢迎来到人类史上最大的拥堵现场》的报导，称京藏公路上已经堆积了成千上万的司机，酿成人类史上最长、最大的拥堵之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则在报导中说：“你是否在为早晨地狱般的堵车烦恼不已？那么你应该庆幸自己没有生在中国。”美国《外交政策》8月24日盘点了世界五大交通最差城市，分别为：中国北京、俄罗斯莫斯科、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巴西圣保罗以及尼日利亚的拉格斯。
9月17日下午3点30分至晚间9点30分，京城仅仅是下了点小雨，竟然导致市内140多条主要线路交通拥堵，已经超过今年年初因大雪造成90余条拥堵路段峰值的纪录，并刷新了采用限行措施以来的最高纪录。2008年北京开始实行限行措施后，在机动车高速增长的压力下，晚高峰拥堵路段均没有超过100条。
当天高峰拥堵主要集中在二环、三环、四环等环路的连接路口。由于降雨一直未停，路面上的车辆行驶都比较小心，车速较低，这也造成了环路出入口拥堵的情况。另外，道路上发生的小事故有所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道路拥堵的情况。
北京的交通拥堵时间已经从2008年的每天平均3.5小时增加到现在的5小时。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继孚上个月警告说，目前北京市汽车的平均时速为15英里，到2015年还将降低到9.3英里，北京今年汽车保有量为440万辆，2015年将达到700万辆，超过了道路的承载极限。
专家：“归根结底是城市规划问题”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交通运输专家赵杰认为交通“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市民的工作和生活。”同时他表示减少新车拥有量不太可能。据中国汽车业最新数据，今年1~8月，中国汽车产量已经达到1000万辆，全年生产1600万辆应该不成问题。汽车业连续几年以40%以上的速度发展，而“我们的政府支持汽车产业发展，因此我们不能完全禁止私家车的使用，只能以更全面的办法解决问题，”赵杰提倡借鉴海外的解决办法，可以让用车费用更高，比如提高燃油税和停车费。北京必须增加地铁线路，扩充快速公交线路，并推动上下班的人在郊区车站存车后换乘公共交通。
汽车研究专家贾新光说，北京的交通状况非常脆弱，正常情况下还是能够维持通行，但一旦出现此类下雨、下雪的极端天气，整个路网就会经受很大的压力，拥堵路段增加也是必然的。贾新光说，究其根源，还得归结到北京的城市规划和人口现状，城市规划如果只想摊一张大饼是不行的，要解决日益拥堵的交通问题，靠限行是不够的，人口太多对北京没有好处，而人口与城市规划问题，可能最先在居民出行方面体现出来。
发展中国家的巨型城市化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系统可能会被巨型城市区所主导。巨型城市是世界经济的焦点，集中了全世界的指挥、生产与管理的上层功能；媒体的控制；真实的政治权力；以及创造和传播信息的象征能力。
1950年人口超过800万的城市只有纽约和伦敦。到1960年，东京和上海也成为巨型城市。1970年巨型城市达到11座：亚洲的东京、上海、大阪、北京，欧洲的伦敦和巴黎，北美洲的纽约和洛杉矶，南美洲的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里约热内卢。
目前，全世界24个巨型城市有18个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墨西哥城、孟买、圣保罗、拉各斯、加尔各答、上海、布宜诺斯艾利斯、达尔、卡拉奇、新德里、雅加达、马尼拉、北京、里约热内卢、开罗、伊斯坦布尔、天津、汉城)，其它6个分布在发达国家(东京，纽约，洛杉矶，大阪，巴黎，莫斯科)。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迎接中国十亿城市大军》的报告中预测，按照目前的这种发展趋势，中国的城市人口将由2007年的5.93亿增加至2025年的9.26亿。过去15年，中国出现了两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巨型城市（北京与上海），如果按照当前的速度发展，那么在未来20年里，中国将出现另外六个这样的巨型城市：广州、深圳、天津、武汉、重庆、成都。届时北京和上海人口将超过2000万。
超级城市化的苦果
中国最近十年发展方式的特征之一就是发展超级大城市，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经济学家主张建立以大城市为核心的超级城市圈，认为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京城大堵车的现实告诉人们：中国城市化之路必须转变发展模式。专家认为，现在超级大城市所遭遇的一切，包括今年的异常高温天气，都与过度城市化发展有关，这表明国内多个正在发展超级城市圈的大型城市目前都面临着城市化极限问题。
以北京为例，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到2020年，北京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截至2009年底，北京实际常住人口总数为1972万人，其中户籍人口1246万人，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726.4万人，举家迁移比例逐年提高，达41.2%。流动人口转为常驻户口是我们超级大城市面临的同样问题。目前北京的常住人口已经接近1800万人，远超“十一五”规划末的控制目标1625万人，关键是外来人口源源不断，造成所有公共服务品全面紧张。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现在的城市建设和发展模式已经患了早期癌症。正确的发展方向是土地和能源节约型的模式：即比较集中在城市内部的、中等密度的多层和高层住宅区，让市民享有比较方便快捷的上下班交通的城市建设和发展模式，而不是极其昂贵、高耗时、高耗能的卫星城市模式；发展和鼓励高覆盖率、低耗能的公共交通系统和适量的节能型的小排量轿车，而不是发展和鼓励高成本、高耗能的全民成为有车族，全民购买大排量轿车的消费和生活方式。
城市居住质量苏州居首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19日在穗公布“中国城市公共服务质量指数调查”，苏州在本次调查的各项排名均列首位，中国三大城市京沪穗并未占尽“先机”。该调查由新加坡慈善组织连氏基金会赞助，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厦门大学共同合作。调查结果共分成六项排名，苏州市均列首位；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却在此次调查中未显突出，六项排名均有“十佳”不入情况。这说明老百姓已经开始厌倦超级城市的各方面的生活压力，而愿意在二三线中等规模的城市生活，其实欧美各国居住质量前3名也都不是超级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