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从中秋节前一个多星期开始，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出现大堵车，开车送礼，打的送礼的大有人在，而一些手握权力和资源的党政部门自然成为被公关进贡的重点。就此，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邀请在广州的唐荆陵律师和贵阳的自由撰稿人曾宁讨论中国的请客送礼之风为何愈演愈烈，以及中国应该如何遏制官员腐败等问题。
记者：“曾宁先生，在中秋节的前一个星期北京周围的公路都特别堵，很多车辆都是到北京来送礼的。你觉得中国基层干部为什么总是要在春节或者是中秋节要给北京或者省里面送礼呢？”
曾宁：“这个我想就有送礼文化的这样一种因素，现在国内送礼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互相之间，相互之间彼此往来、送送礼呀，礼尚往来嘛，大家投桃报李。还有更重要是很实际的原因了是为了某种利益的需要，因为他送礼出去他是要有回报的。尤其是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中国的政治中心。除了普通人的送礼以外还有很重要的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要到政治中心北京这个地方去，为了达到自己的地方上的某种利益的需要而去‘跑部钱进’的。这个地方的‘跑部钱进’的部是部门的‘部’，钱进的钱是金钱的‘钱’。所谓‘跑步前进’当然只能是在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这个地方了。它实际上是为了要得到某种利益的需要。那么你如果不去送礼，不去‘跑部钱进’，实际上它变相的也是以一种行贿。你不去行贿，不去送礼，不去‘跑部钱进’你就很难得到你需要的东西。比如说项目呀，你很难得到项目。比如说资金呀，你的资金很难到位。或者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资源。你不通过这种形式的话你很难得到。”
记者：“唐荆陵律师，我们知道干部之间请客送礼，以及老百姓向干部送礼都是腐败的一个表现。你觉得中国政府遏制腐败往往不能成功，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唐荆陵律师：“我觉得这个问题一听说反对腐败，它应该从腐败的根源上去考虑、去解决。因为就像中国古代一本书里面讲的‘专制它就是靠腐败来统治的’。像我们这个政治上如果不解决专制的问题，要想解决腐败我认为那是缘木求鱼，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首先来讲在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要想解决腐败问题必须让民众参与到权力的运作当中来，包含权力如何得到授权？如何通过新闻自由将权力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这样才能对于遏制腐败发挥一个比较积极的作用。我们观察到有些国家即使是有民主选举呀、有言论自由，它仍然难以避免腐败。就更不要讲那些专制的国家了，因为你权力对社会的影响很大，又不受监督。它不把权力拿来卖钱怎么可能，那是不可能的。”
记者：“曾宁先生，你觉得中国要根治腐败，从什么地方入手呢？”
曾宁：“中国政府如果真心想遏制腐败，要想解决腐败的话，可能要从开放着手。首先要开放舆论、开放媒体。要允许媒体舆论、允许民众、允许大众监督政府，监督公权力。这是非常重要的。假如说媒体开放，舆论开放、民众大众有了监督政府、监督公权力的权力，那么所有的这些不光彩的，诸如‘跑部钱进’，请客送礼这些见不得人的，不光彩的这些现象都可以被民众、大众，都可能被民众、大众披露于媒体、披露于报刊、披露与舆论。实际上这样就可以形成一种健康的、良好的、正常的一种社会气氛、社会氛围。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如果说谈得更深远一点的话，还涉及到一个政治制度的设计问题。一个政府、一个社会要想真正地根治腐败，还需要有政党政治，还需要有不同政党的存在，有其他的政党、独立的政党、其他的政治力量对现行的现在的执政党、执政集团进行监督，这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唐荆陵律师，我们知道现在的老百姓揭露腐败的时候往往用网络来作为一个有效的工具。你觉得这是不是中国老百姓监督官员腐败的一个突破口呢？”
唐荆陵律师：“对，这个是中国新闻自由得以确立的一个根基。中国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它有一个民开运动 。那个是中国民间要求取得言论自由的一个很伟大的非暴力不合作的运动，但是在那个时代，它所面临的严酷打压，以及民众知识和各种思想体系的不成熟导致这个运动最终它的果实被窃取了。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因为网络中国使用的民众数量很多，而且它的信息量很大。当局对网络也基本上也失去控制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公民通过自由使用网络，他就可以在中国确立言论自由。这个过程是中国的公民他是一个非自觉的一个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并没有意识地去提出这样一个概念。但他最终达到的效果就是通过这种公民的不合作建立了言论自由。而同时，网络上公民他通过这种勇敢的非暴力不合作，它也引起了体制内媒体，比如说像报纸、电视甚至包含电视媒体工作者，这些专业工作者的跟进。他们会觉得作为一个媒体人，他们如果不报到一些真实的或者有意义的一些新闻，他们会被他们的用户所抛弃。因为今天就是这样子的。如果说中国的一个媒体无论它是党媒，还是半市场化的媒体，如果它不跟进网络上的那些信息，或者说甚至有时候他们可能会做一些引领性的一些动作，他们可能会创新一些，甚至他们可能会走到网络媒体的前面、走到网民的前面。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的话，他完全会被网民抛弃的。实际上网上也曾经发起过一些针对党媒，对这些喉舌媒体的一些反制性的、抵制性的行动，号召网民来拒绝看那些洗脑的电视，拒绝购买那些洗脑的新闻媒体，这样也是对他们一个很大的制约。我相信随着网民这种自由发言的逐渐推广和普及，言论自由在中国它的空间越来越大，并且最后在法律上会确立下来，到这一天的话，中国的言论自由就已经具备了。”
以上是在广州的唐荆陵律师和在贵阳的曾宁学生讨论中国的节日大堵车和送礼行贿等腐败问题。
原题目：讨论中国的节日大堵车和送礼行贿等腐败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