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遭到中共官方以反三俗名义封杀的相声演员郭德纲。
在中国，没人不爱听相声，侯宝林是世界少有的巨星──他少说也有几亿粉丝，连毛泽东都爱听他的《关公战秦琼》，于是他又堪称是一位“后极权艺术大师”，因为他讲究说笑、调侃的技巧，叫你抓不住“右派”、反党的嫌疑，居然可以出入中南海，存活于文字狱极酷烈的毛泽东时代，一个“箝天下之口”的世道；直到文革他才遭殃，而文革压根是“霍布斯丛林”。而今忽然国内批相声是“三俗”：庸俗、低俗、媚俗── 最后一“俗”，是“新马”术语，未知是谁教给只晓得卓娅的胡锦涛。郭德纲栽跟斗，据说是“内斗”，网上有个“辣手文章”的写家说：“我觉得姜昆这个名字一点都不低俗，而有人拆字说：姜昆，就是美女曰比。看，此人多低俗。”这称得上是一个段子了。
我这里就想借这个由头，说说“低俗”二字跟这个时代的姻缘，因为今日“盛世”，其实就是“低俗”酿造出来的，它是上层建筑，ＧＮＰ连年以十增长，不过是被它“反决定”的经济基础。
灵魂纷纷熄灭的“痞子运动”
二十年的历程始之于喜极而泣。一场嘉年华会式的革命倒在血泊里，便需要某种低俗、轻薄的过度，来降温和冷却，这个当口，一切娱乐其实都是相声。全中国的小说，有一阵子好像都叫痞子王朔给写了，刘晓波夸他：“你的语言中有大量的政治词汇，也有时髦的外来词汇，你把文革式的革命词汇和新时期的尼采们放进油滑的北京痞子腔的口语中，于是你的语言颠覆的毁灭性剩下的只是价值废墟”。大众的幻灭和失语，唯有借着王朔“千万别把我当人”的自嘲而获得慰藉，这不仅是 “去政治化”，也是“去理想主义”、“去五四精神”、“去反体制”，痞子也未预期地与思想家的“告别革命”，在思想史的高度上合流。当中国人终于厌倦革命、好不容易去拥抱世俗的时候，全世界正巧在另一个节骨眼上：埋葬了共产党体制。这还不够编一出相声吗？
当时小说家韩少功有一文《逐渐死亡的小说》发表：“用存在主义的假大空代替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假大空，用性解放的概念化代替劳动模范的概念化......我们身处一个没有上帝的时代，一个不相信灵魂的时代。周围的情感正在沙化。博士生们在小奸商面前点头哈腰争相献媚。女中学生登上歌台便如已经谈过上百次恋爱一样要死要活。白天造反的斗士晚上偷偷给官僚送礼。满嘴庄禅的高人盯着豪华别墅眼红。先锋派先锋地盘剥童工。自由派自由地争官。耻言理想，理想只是上街民主表演或向海外华侨要钱时的面具。蔑视道德，道德的最后利用价值只是用来指责抛弃自己的情夫或情妇。什么都敢干，但又全部向往著不做事而多捞钱。到处可见浮躁不宁面容紧张的精神流民。有政治痞子、商业痞子、文化痞子。有保守派的痞子，有新潮派的痞子。尼采早就宣布西方的上帝已经死了，但西方的上帝还不及在中国死得这么彻底──灵魂纷纷熄灭的‘痞子运动’正在成为我们的一部分现实。”二十年后再去读它，仍不失一段妙文。
侯宝林爬手电筒光柱的隐喻
一场流血政治之后就会“非政治化”，其实不过是异化为另一种政治，而那又跟电视剧的一个黄金时代结伴而来。先前党文化的那点料儿，实在糟蹋了这个立体化的传媒利器，虽然电视剧在全世界都是低俗的。“六四”后的意识形态总管是个木匠，他要低俗，外加一个政治头箍──李瑞环喜欢“消费文化”，他保证不干涉思想无害、群众喜闻乐见的玩意儿。第一个这种玩意儿是《渴望》，化文革为恩怨故事的一出肥皂剧，五十集把全北京城看得敛声屏息、哭哭啼啼，有人感慨：“《渴望》早点问世，兴许天安门不闹腾了！”它替李瑞环“艺术地”说了一句话：好好过自个的日子比什么都强。但是老百姓哪里知道，那厢朱镕基已经准备好把大伙儿全都“送回旧社会”去过日子。这情形，极像侯宝林的那出《醉酒》，话说两个酒鬼打赌，一个拿出手电筒朝上打一光柱：“来，你顺我这柱子爬上去！”那位说： “别来这一套，我懂，我爬上去，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呀？”
酒色财气、笑贫不笑娼，都是先从电视萤屏上开始的，犹如“水中月，镜中花”，大家过干瘾。忽然从萤屏上跑出来一群“哥哥妹妹”，国内的揶揄也颇辛辣： “四个不道德的女人共同使用了一个不道德的男人及其财产的‘共产共夫’，叫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平常人的动人的故事’（《来来往往》）；徐志摩的风流旧事，显得比琼瑶编造的“才子佳人”更真实，问题是如何再将其中的三角关系炒作得更玄乎（《人间四月天》）；黑社会头子专横残忍，却戴上了‘慈爱’的光环（《像雨、像雾、又像风》）；而《橘子红了》分明是买一个小妾传种接代，却要说‘在你没有说喜欢我之前，我是不会碰你的！’”。我的观感比较简单：社会主义崩解后，价值体系只会退回先前的旧礼教，毫无一丝“现代性”；另外，中国人看不来悲剧。所以最好还是相声。
充斥萤屏的满清宫廷戏及其格格们的娇嗔，很容易被误解成对“鞑虏风俗”的艳羨，其实不妨解读成对十七年“毛泽东时代”的一种怀旧，后来果然有一所谓 “血色系列”出现。“血色”一词，系老鬼（《血色黄昏》）所创，背景是“红卫兵暴力”，文革灾难都成了“浪漫”，此基调反复被多部电视剧轮番演绎，填补了 “知青文学”所忽略的城市干部子弟阶层和“大院文化”，正是现体制离弃“工农兵大众”、转而“只信任自己子弟”和权贵崛起的一个文化、美学折射。
口腔文化与人格“口腔期”
那时节，民谣时代尚未来临，北京的政治笑话还比较青涩，诸如：文化部长是一个日本女人“贺敬之代”；胡锦涛有“兔子肉”之称，意谓跟猪肉炖猪肉味，跟牛肉炖牛肉味；江泽民喜欢拽英语，见上海公园里一对恋人亲吻，对来访的美国务卿说：“They are making love”......都是不错的相声段子，但最后那个只能算粗口，坊间所谓“荤段子”。民间的这点刻薄，也是电视和春晚教唆出来的。
有人说，从赵本山到郭德纲再到小沈阳，个个都是满清俗文化。这里面的渊源也有人考证出来了：相声是满清鞑虏艺术，起源于同治年间，由一个叫张三禄的起的头，靠讲黄色笑话、粗口，在剧场串场，逐渐演变成相声。这点考证有多少价值无关紧要，但大的历史背景没有误差，文字狱太猖獗了，而大众的嘴巴不能闲着，则民间过嘴瘾，注定会走淫秽、低俗的下三滥路线，以图宣泄，这至少从满清就开始了，有人概括为“口腔文化”，未知被鲁迅列入他的各种“国民性”也称“劣根性”没有？他好像只说到“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由此写出《狂人日记》。
所谓“食色性也”，本来是说“饮食男女”两件事，中国人都搞得跟嘴舌有关，不妨改为“食色口也”。这食字与口，已不消说，中国人“口腹之欲”的阴惨怪诞，登峰造极，钟祖康更从历史上的“食人筵席”写到现今的“婴儿汤”；这色字与口，最现成的例子在用词上，大凡“性幻想”都转化成一个“吃”字，诸如占女人便宜叫“吃豆腐”，女人漂亮叫“秀色可餐”，两性之间的嫉妒叫“吃醋”，等等。
“口腔文化”说，与佛洛依德的“口腔期”交相辉映，这又从语言学转向心理学，即玩笑有助心理健康。佛氏“人格发展五阶段说”已是常识，其第一阶段“口腔期”（oral stage），是说婴儿主要靠吸吮、吞咽等嘴舌部位的活动刺激，得到本能性快感。移用此说到传媒学上来，你会发现妙极了：在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里，人性受到某种禁锢，社会人格的发展就被限制在一定的宣泄区域，并氾滥无度，以此解释中国人靠低俗、下流过嘴瘾靡然成风，再恰当不过；这现象，又在互联网时代获得长足发展，蔚为大观。早在互联网之初，我就写过一点观感：“被压抑的交流欲、发表欲一时都借网络宣泄，人们下笔肆无忌惮，人人可以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这时候你才终于知道，一个没有声音的族群居然是深仇大恨的。”所以，江泽民、胡锦涛也是某种语言暴力的受害者，而那正好是他们对大众施行文化专制的报应。
中南海整体收买“嘴皮子”
不过，江胡对于暴力只停留在嘴皮子上，是不在乎的，因为他们虽然也强调所谓“两杆子”（枪杆子、笔杆子），但晓得只有一杆子是要命的，另一杆子是“银样镴枪头”，还不要说他们也是不怕你骂的。
他们也不怕政权烂掉，再昏聩腐败，还能甚过明末清末？就说清末，国事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连年干旱、虫灾，许多地方颗粒无收，而各级官吏的征搜敲诈有增无减，饥民流离失所，赤地千里；道咸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科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弊，京官办事退缩琐屑，外官办事敷衍颟顸......后来终于有太平天国造反，而清廷只需一点点不颟顸：启用汉人办团练剿长毛，就挽救了江山。邓小平也如咸丰，只有一项“不颟顸”：对外开放，任西方资本大举登陆，江山无虞也。
当然他们也要防“洪秀全”──一个屡试不第的读书人是可怕的，而且这些人都是大嘴巴。中南海总结毛泽东的经验教训，箝天下之口，须得同时收买一部分 “嘴皮子”方能奏效，而且常常越是大知识份子，越好收买，如当时有所谓“京城四大不要脸”者（版本很多，皆以郭沫若为首，其余三人中也必定有冯友兰）。今天的收买，竟产生意想不到的效应──只要有一小批人无耻，就会启动赛著“不要脸”的竞争，因为江泽民以一点“不颟顸”纠正了老毛的旧政策，即不是把文人通通打成“右派”“牛鬼蛇神”，而是改为对知识份子“整体收买”──外汇存底世界第一了，这是一点小钱嘛。
国内有个文人朋友对我说，那种局面真是一言难尽，开始大多数人急着躲避，也骂无耻，慢慢就都下水了，跟“下海经商”一样。中国文人的两面性是：无耻与激愤，两相激荡，但恰好激愤治不了无耻，反而让无耻获得“受难感”，变本加厉；激愤是把空间让给无耻，使无耻大行其道。这让人想起鲁迅当年，难怪他那么激愤和尖刻。我则在想，不知道当年侯宝林若拿鲁迅编一段相声，会不会好听？反正鲁迅的小说拍成电影，都不好看。
老百姓连笑都被控制了
侯宝林身后无人，预示中国相声的衰微。老毛当年曾夸侯宝林要当“相声博士”，后来真出了一位相声博士，不叫侯宝林，叫薛宝琨，他说了一句很有批判深度的话：“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能够像按电钮一样，让大家笑。而我们竟然能够做到这个。”
其实这个衰微早就开始了。薛宝琨不把马季列入“相声大师”，让人窥见端倪，他评说马季的“歌颂型相声”，指出他歌颂的那个对象，即“社会主义新生活” 垮掉了。这里还涉及到一个美学问题：歌颂不是一种幽默，而是控制；喜剧的性格，往往要在嘲讽中达到极致，将嘲讽异化为拍马屁，喜剧就死掉了。
这是“党管文艺”的下场。侯宝林走到文革是尽头，就因为江青只准文艺歌颂，八个样板戏等于一个“马屁精”。后来邓小平虽然把江青关进了监狱，可他照样需要“马屁文艺”，还不断“反自由化”，于是“样板戏”来了一个“新时期转型”，变成臭名昭著的“春节晚会”。年年在那个舞台上，年年相声被小品挤兑；亿万中国粉丝在除夕夜被调教著笑了十几年，最后制造了一个最烂的“小品王”赵本山。中国人出卖了自己的笑，也葬送了让他们咯咯笑的相声。
至于专拿农民寻开心的那个东北活宝，我们借用四川才子魏明伦的评论就够了：“民众对赵本山的批评实际上是对春晚的厌恶，赵本山垄断春晚，春晚垄断中国人的除夕，它们走到今天，已红得发黑了！用过去戏行里的话来说，就是‘一龙带九蛟，九蛟带八怪！’”
中国人还会笑吗？对此，刘晓波有一个极到位的诠释：“最初的反抗在社会整个氛围中被抹去了，最后大家哈哈一笑就完了。像商品消费一样，消费反抗，消费社会黑暗，消费苦难和不公。社会有闲阶层把讽刺性笑话和民谣这种东西拿来作餐桌上的佐料，把它当作精神‘桑拿’。在这个背后是对整个社会的精神麻痺，人的精神或灵魂变成最粗俗最浅薄的喜剧舞台，民族精神迅速堕落为春节晚会的小品化。”
（○六年底与艺术家孟煌的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