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长江三桥近日将迎来又一次封闭维修。自该桥建成通车10年来，平均不到一年修2次。据悉，此桥去年大修耗资逾亿，有关方面自信地说“至少管6年”。可实际上通行不到3个月就又修了一回。而数公里外的武汉长江大桥，自1958年建成后才大修过一次。
桥龄10年，大修24次，平均不到一年修2次。如此频繁的“出诊”频率，不能不令人对其“健康状况”浮想联翩。修桥的成本显然还不仅仅在于看得见的耗资逾亿的“手术费”上。在这些大修的日子里，局部封闭、打围施工，带来的是交通拥堵，千千万万出行者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这些无可估算却又如实存在的沉没成本，和民怨民愤一起，成为武汉长江三桥建成以来的另类“风景”。
如果这“桥”本就是偷工减料的豆腐渣，“通途”也终将会成为靡费财力的无底洞——修不完的伤疤好不了的痛。为什么新桥如此不耐用、施工单位应不应担责？修缮如此频繁，为什么每次维修都没有“保质期”？24次修理耗费的税款应不应考量绩效？在“修不好”的表象背后，是不是有着渎职与贪腐如影随形……
这些问题自然不会是无稽之谈，因为长江一桥50年才大修过一次——那么，为什么技术发展了、投入更多了，三桥反而更“脆弱”？这不仅令人联想起新西兰地震的“零死亡”，尽管我们十分艳羡于这一“奇迹”，但新西兰政府并没有急于开“表彰会”、或者给公职人员抚慰发奖，而是仍对倒塌建筑穷追不舍：分析倒塌原因，严查施工质量，问责设计者。诡异的是，尽管长江三桥修了24次，其间的责权利仍是一笔糊涂账，唯一能做的：就是财政忙不迭地应对工程质量上的“牛皮癣”。
坏了修、修了坏，这是一个死结。面对这个症结，财政显得异常慷慨，不问青红皂白，默默无闻地在预算与决算之间干着技术活。但问题是，本该为大桥健康保驾护航的设计、施工、监理等市场环节，在拿了薪水之后难道集体销声匿迹？一座大桥摆在那里，一砖一瓦都有来源，为何质量究责机制未能应时而动？
在民生投入的时候，财政都会煽情地讲述着自己“不富裕”，以求民众体恤其锱铢必较；但在维修大桥时，税款却显得如此慷慨多金，任凭十年间二十四次无怨无悔地倾情解囊。桥生病，人知否。没有人讲得出一座大桥十年大修不断的真相，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也许我们都想知道：还要多少税款才能将豆腐渣“修”成一朵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