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58年8月以前，毛泽东不仅提出“高指标”，大力鼓吹“高指标”，还发明了别出心裁的“两本帐”制度去推行高指标，后者正是“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等等的一个重要制度根源。我们不妨看看，1958年8月以前，毛泽东都干了些什么。
1957年11月，毛泽东提出“15年后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接着连续审定发表两篇《人民日报》社论，发动舆论批判周恩来的“反冒进”。进入1958年，为了发起大跃进高潮，毛泽东在南宁会议等多个场合公开批评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逼迫周恩来作检讨，甚至一度提出辞去总理职务。毛泽东于是夺去了周的经济工作指挥权。(杨明伟《50年代中后期的毛泽东与周恩来》)
1958年1月28日，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四千万吨钢”、“五亿吨煤”、“四千万启罗瓦特发电容量”等高指标，声称“好大喜功，近〈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轻视古董”。(毛泽东《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1958年1月31日，毛泽东手订《工作方法六十条》，要求实行“两本帐”制度：“中央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帐为标准。” 这样，从中央到省、地、县、乡，上级的期成帐变成下级的必成帐，计划层层加码便成了正常制度!在此制度下，即使中央指标不高，层层加码到了基层，也变得极为沉重而难以实现了，何况中央还不断提出高指标？由此而给基层干部带来的巨大压力，成为“浮夸风、强迫命令、瞎指挥”等歪风的一大原因。
1958年2月3日，毛泽东批示发表人民日报社论《鼓起干劲，力争上游》。社论号召“全国大部分地区应争取在三年内使当地的面貌基本改观。”(对《人民日报》社论稿《鼓起干劲，力争上游》的批语)
1958年3月9日到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很兴奋，在十八天的会议中，一连讲了六次话。其中虽然有些话要求稳妥，但基调却是要掀起大跃进热潮。他再次批判“反冒进”是“打击群众积极性”，说，社会主义建设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干劲十足，轰轰烈烈，坚持群众路线，一种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他多次提到十二个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参见吴晓梅《毛泽东与大跃进》)
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撰写《介绍一个合作社》，并指示吴冷西等公开发表。文中预言：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不同于从前说的“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他在批示 □□称，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
1958年5月5日～23日 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再次严厉批判“反冒进”和“观潮派”，并提议正式制定了党的关于“鼓足于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期间，毛泽东对刘少奇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稿作了修改。在毛泽东亲自改写的段落中，有如下两段，将发明赶英超美等口号归功于自己，并且很不谦虚地号召全党全国学习他本人的榜样：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退派的口号，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口号，苦战三年、争取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的口号，所有这些号召，迅速地被几亿人口组成的劳动大军所掌握，成为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
“我们应当向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联系群众的许多同志（其中包括中央、省、地、县、乡各级党的和群众的大批领袖人物）学习，学习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时时刻刻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辩证法和唯物论的榜样，……学习他们同亿万群众在一起、看到了正确方向、抓住了真理、就为真理而奋斗、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的榜样。”
(毛泽东《对刘少奇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
会议期间，1958年5月15日，毛泽东还写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印发与会者，号召“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文中，赶英超美的时间再次提前，变成了“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毛泽东《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1958年6月22日，毛泽东在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上作批示，将赶英超美的时间再次提前。他说，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毛泽东《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两年超过英国＞报告的批语》)
在1958年8月以前，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正是放在抓经济工作特别是抓大跃进上。不仅如此，到了1958年8、9月间，在全国各处视察，发表讲话纵容、赞扬、鼓励共产风和浮夸风的，第一个也是毛泽东，而不仅仅只是刘少奇。我们且来看几个例子。
1958年8月4日、5日，毛主席视察河北省徐水、安国。在徐水，称赞“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称赞农民上山大炼钢铁。当徐水县干部汇报说他们的粮食如何“高产”的时候说，你们这里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
在安国，毛泽东提出：粮食多了，每人每年可吃六七百斤，土地实行轮作。从安国回保定的汽车上，他问陪同视察的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是不是一乡一社，是不是搞万人公社？说在平原地区八千人搞一个公社不要紧，社里工农商学兵都有。要搞全民武装，给民兵发枪。还说，县也要并大一点，并到几十万人的大县。头少了好领导。还称赞河北省委提出的大地园田化的口号。
毛主席走后，8月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同志到达徐水，传达了中央关于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的指示。几天之内，全县248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宣布转变为人民公社。8月22日，徐水县制定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规定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社会。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报道，宣称：“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时期，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时光。”(以上可见薄一波《人民公社的由来》)
上述事实表明，毛泽东不仅知情浮夸风，而且正是最大的纵容、支持和鼓励者!
1958年9月5日，毛泽东召集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他在会上提出：一为粮，二为钢，加上机器，叫三大元帅。三大元帅升帐，就有胜利的希望。还有两个先行官，一个是铁路，一个是电力。他同时继续鼓吹高指标，浮夸产量，提出一千一百万吨钢、七千到八千亿斤粮等不切合实际的产量数字。(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1958年9月15日，毛泽东在武汉视察时说，“过去九年粮食增加得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番，明年还可能翻一番。这样我们的粮食就多得不得了。钢也是这样。过去九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年几个月就可能增加几百万吨……。”(《七一》杂志1958年第5期)
1958年9月29日《安徽日报》报道，毛泽东参观安徽省舒城县舒茶人民公社，称赞这个公社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说，这个公社的食堂目前还不供给蔬菜，由社员自带蔬菜吃，将来也是要供给蔬菜的。毛泽东说：“人民公社将来要集中种蔬菜，种蔬菜也要专业化。”(以上两则，可见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后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注释)
直到1958年11月，毛对“几年进入共产主义”一类提法，虽然有些隐隐不安，却仍然饱持着相当程度的赞赏态度。他《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上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
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对《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 ○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的批语)
我想，这些事实已足以认定，大跃进时期“五风”泛滥，正是毛泽东号召全党全国学习他的榜样，提倡高指标，纵容、支持和鼓励“大炼钢铁”、“吃饭不要钱”等等瞎指挥和共产风，并得到了刘少奇等从上到下各级领导人全心支持、大力推行的结果。
那么，毛泽东有没有曾经试图纠正当时所谓的“左”倾歪风呢？有的，这发生在1958年11月到1959年 7月庐山会议前的一段时期。只是他的纠左极不彻底，不过是蜻蜓点水，浮皮潦草，浅尝辄止的表面文章，而且在庐山会议后很快就逆转了。
例如，关于产量浮夸，毛泽东说1958年上报的九千亿斤粮食产量有浮夸，但认为只谎报了一千六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 然而实情却是，1958年粮食产量不过四千亿斤!毛泽东作了纠正而且自认为“比较妥当”这个的七千四百亿斤产量，仍然浮夸得厉害，超过实际产量达85%之多!
毛泽东对高产卫星田和产量浮夸的真实态度，在他1959年6月22日 “同吴芝圃等人的谈话”中，也表露得很清楚。他说：“你说卫星田统统是美国卫星，走到半路就下来了，也不能那样讲，也有些真的，就是没有那么多，没有什么五千斤，两万斤，三万斤，但是有千把斤。” (事实上，与当时的实际产量水平比，千把斤已经是成倍浮夸了!) 当时河南省以前上报粮食产量七百亿斤，后来纠正为四五百亿斤，毛泽东认为符合实际（其实真实产量仅二百五六十亿斤）。他对形势的估计十分乐观，认为粮食紧张的不过是少数区域。在大饥荒阴影袭来之际，他谈话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竟然是：如何保证牲畜吃粮和人一样多。(毛泽东《同吴芝圃等人的谈话》)
虽然毛泽东在1958年底曾经告诫报纸新闻要冷静，要实事求是。然而他却特意在1959年1月22日《中央关于目前报刊宣传工作的通知》上加写一段话，再次以1956年反冒进为例子，不许宣传单位多讲工作缺点：“对工作的缺点，宣传过多，给群众热情以很大打击……是一种右倾情绪的表现。这个教训，千万不要忘记。”(《对中央关于目前报刊宣传工作的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
对于浮夸者谎报者，毛泽东也是宽容到了纵容的地步。他说，对谎报者，90%以上说服，只有1-2-3%，才分别处罚。“总之，处罚的极少，教育的极多，就能保护广大干部的劳动热情。”(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
就这么个浮皮潦草的所谓纠左，还被毛泽东用来作为对付批评的挡箭牌。到1959年庐山会议时，他认为纠到这个程度已经可以了，那个左倾路线已经基本上纠正了，再纠就是打击群众积极性了，就离反党的右派分子只有50米了。
比较一下当时毛泽东对所谓 “右倾”分子毫不容情的态度，就知道他究竟在支持什么、打击什么了。无怪乎庐山会议之后，在毛泽东发动的“反右倾”运动中，“五风”再度泛滥，直接导致了大规模饿死人命的千古惨剧。对此，当时从上到下的中共领导层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毛泽东更必须负起首要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