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一次演讲中再度指出，“中央银行保持对利差的适当管理，将有利于调节银行业对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积极性。”周小川指出，危机之后一些欧美国家抱怨本国金融机构在经济复苏期间出力不够，这凸显中央银行应该给金融机构提供正向激励体系的必要性。
这一演讲承接了他在2009年11月20日的演讲。周小川当时就指出，从这次危机来看，利率过低会影响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动力，并导致银行选择发展其他非信贷业务，利差还得保持在一定水平上。发展中国家在利差方面应保持一定的水平，因为利差过小会影响金融机构发放信贷获取利润的动力，会影响银行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动力。
易纲的思考
2009年12月，现任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先生出版论文集《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在书中，易纲说，“我笃信市场经济，坚信市场经济能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祉，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但近来我变得有些保守，对于中国如何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没有想清楚。”
书中详细开列了易纲的“困惑”。他指出，推动利率市场化，也就是放开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会产生银行业之间的竞争，而如果竞争失败，退出机制的约束又是否存在呢？易纲认为，这个问题的背后是，利率完全市场化和国家对大银行的控股、存款保险以及国家注资银行等是有矛盾的。产权清晰和所有制多元化、打破垄断、有序退出、预算硬约束是利率市场化深层次上的必要条件。
此外，易纲还指出，发展中国家由金融抑制向金融自由化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一个“金融约束”阶段，也就是用政府“有形的手”为金融业发展一个涵养期，通过价格和市场准入管制，培育微观机构竞争力。在一定时期内维持适度的贷款存款利差，可以为提高金融业竞争力赢得时间。
可以说，以上周小川先生和易纲先生的思考，代表了危机之后中国央行对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新思考，那就是搁置利率市场化，继续“在一定时期内”维持利率管制，维持中国银行业的垄断利润。这可以总结为是危机给中国央行的“经验和教训”。
两位中国央行掌舵人为利率管制辩护的逻辑，是成立的么？笔者的答案是否定的。尤其是“维持利差提高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积极性”，在笔者看来，是对危机之后美国经济金融体系的误读。
笔者认为，无论是从维护银行业利差，保持对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涵养，还是从实际负利率对储户利益和宏观经济的影响来看，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已经是当下就应该做的事。
诊错病、开错方
一个简单的数据，就可以对此进行反证。
的确，虽然美联储启动了史上规模最大的“货币创造”，充裕了市场流动性，但美国银行体系并没有将此转化成“信用创造”，实体经济信贷规模的确在持续萎缩。美国占信贷总量超过40%的居民房屋抵押贷款，已经从2008年至今持续8个季度萎缩；居民消费信贷至今已经连续7个季度下滑；工商业信贷规模已经比峰值减少了25%；小企业信贷总量已经连续6个季度下滑……
这是由于利差水平不足引起的么？是由于零利率、存款成本低廉，银行没有动力去发放信贷么？
完全不是。实际上恰恰相反，美联储创造的接近零利率的水平，大幅放大了美国银行业整体利差水平。根据统计，在新世纪，美国银行业整体利差水平在1.5%左右，2006年时依然不足2%。但危机之后利差水平持续攀升，2008年第四季度至今已经连续维持了多个季度在3%及以上的水平。
以2010年第一季度为例，美国三家主要商业银行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银行的存贷利差分别高达3.3%、2.9%、3.3%，平均为3.2%。这比危机之前翻倍，甚至目前美国银行业存贷款利差还高于中国银行业。
危机之后，美国金融业出现利差翻倍提高，其表现，是贷款利率基本没动，而存款利率则大幅下降。原因正如周小川行长所指出的，是央行的激励——美联储大幅下调市场利率，存款利率走低，这直接扩大了存贷款利差。
利差巨大，但信贷依然萎缩，是危机导致银行业无资金可贷么，是银行业资金流动性紧张么？完全不是。从整体流动性形势来说，危机之下，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张了270%，基础货币供应量从过去的8000亿美元疯狂上涨到2万亿美元；从银行业具体来说，光美国银行业存放在美联储的超额存款准备金，就从危机前的30亿美元暴增至目前依然高居的8000亿美元。而且美国大银行累积了史无前例的现金，花旗集团账面现金达到1840亿美元，占其资产的10%，美国银行现金达到1750亿美元，摩根大通也有850亿美元。
资金充裕、利差高企，但却依然信贷萎缩。周小川行长理解错了美国“美国银行业不支持实体经济”的原因。原因不在于利差低，不在于因为存款成本低就没有动力去发放贷款。
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个，我们可以尝试开列两个真正的原因。
其一，经济形势恶化，银行体系担忧信贷资产风险，连续收紧“信贷标准”。
美联储每个季度都会公布《银行高级信贷主管调查报告》（Senior Loan Officer Opinion Survey on Bank Lending Practices），根据2010年五月发布的新一期《调查报告》，就美国工商业信贷市场来看，银行已经连续十个季度的“信贷标准环比收紧”，在被问及为何要收紧信贷标准时，银行回复的主要依据分别是：“进一步削减了风险偏好”、“对经济前景更加不看好”、“对某些目标行业的前景更加不看好”。
说到信贷风险，目前美国住房空置数量高达1902万套的历史最高水平，平均每5.5个家庭就有一套空置住房，这注定了房地产市场的高风险。在工商业领域，产能利用率依然只有74%，低于历史平均水平80%，显示出信贷潜在风险。
其二，是信贷需求本身的萎缩。
工商业信贷的需求方面，企业已经连续14个季度削减了信贷意愿。该调查还显示，导致企业信贷需求环比持续减少的多个因素中，最显著的就是“企业设备投资意愿进一步减少”。这同样表现在地产领域，美国商业地产信贷需求在经历了十六个季度的下降趋势之后，目前环比依然继续下降。美国居民消费信贷需求也是萎靡不振，由于失业加剧、收入减少，美国居民信贷意愿减弱已经持续了近20个季度，当前仍有高达20%的居民在削减信贷意愿。
也就是说，在以上两个真正的原因面前，美国银行业即便流动性充裕，即便享有了美联储为其创造的高利差环境，也并没有推动对实体经济的大幅放贷，甚至不惜放弃高利差，去美联储寻求极低的超额准备金利息。
对于危机教训的总结，很显然，周小川行长诊错了病情，也开出了错误的要维持垄断利差的药方。
利率市场化迫在眉睫：宏观不稳
对于中国来说，周小川强调，中央银行保持对利差的适当管理，将有利于调节银行业对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积极性。但问题相反性的在于，中国银行业对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积极性，是太强了，而不是太弱了。
2008年底至到2009年，中国银行业逆周期投放了超过10万亿元的信贷。进入2010年，官方开始忧虑信贷资产质量，忧虑经济过热，并开始反向调控。如果说保持利差可以放大银行业信贷积极性，那目前在启动的信贷控制，是否要下调利差，以减弱银行业发放信贷的积极性？
问题还在于，中国宏观调控、中国金融业和银行业改革，都已经到了必须要动“利率管制”这根硬骨头的时候了。这不仅是一场银行业金融业的改革，更是中国整体社会利益分配的大改革。如果推动利率市场化，会带来什么？
从国际上看，美国上世纪70 年代推行的利率市场化，即直接提高了商业银行的存款成本。后来，商业银行主动调整，追求更高回报的贷款业务，增加非利息业务的占比，这才使得商业银行的净息差整体变化不大。但美国银行业的资产收益率ROA水平还是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下降阶段，直到1992 年才恢复到利率市场化之前的水平。另外，东亚地区日本、中国台湾上世纪的利率市场化也给出了完全一致的经验，台湾银行业还曾因为利率市场化出现过整体亏损。就中国来说，利率市场化之后，利差会收窄，这是当前的普遍预期。
在连续多年负利率态势之下，利率市场化必然将导致存款利率上行。今年以来，以股份制银行为代表，已经通过变相高息的手段去拉拢存款。此外，由于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大企业客户融资渠道拓宽、议价能力提高，大企业将享受到更低的贷款利率。而一些中小企业、农村金融等则将维持目前的贷款利率上浮格局。
因此，利率市场化正是一个银行体系还利于储户、还利于实体经济的过程。在这一时期，利率市场化将体现为银行体系利润规模萎缩。
我们可以用数据来进行衡量，看银行业目前的畸形高利润，是吸纳了多少垄断财富。
2009年底，美国知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两位高级研究员Morris Goldstein和Nicholas R. Lardy（拉迪是美国最知名的中国经济专家之一）发表了一份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几万字的研究报告，报告中列述了他们对中国负利率问题的研究。
报告测算了中国家庭面临的金融抑制的总水平，在2008年上半年家庭储蓄利率收入应该比实际值多6900亿元，约等于2008年上半年中国GDP的5.3%。
报告测算逻辑如下，2002年后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出现上升，但名义利率仅上调了很小的幅度，或者活期存款利率则保持不变。测算公式是，假设2008年上半年的实际利率维持在2002年的收益水平，那么计算家庭在存款上获取的利息收入能增加多少。
计算结果是，在2002年（当时的CPI下降了0.8个百分点）到2008年上半年（广义CPI上涨了7.9%）期间，通过降低银行给储蓄存款支付的实际利率，中国家庭实际上被征收了隐形重税，这一规模高达6900亿元。
最近几年，尤其是金融危机后的两年，中国银行业在利润、规模、市值的排名上在全球披荆斩棘。英国《银行家杂志》新近公布了2010年全球1000家银行排名，按一级资本排名，中国工、中、建三大行排名第7、 14、15位；按资产排名工、建、中分别排名第11、18、21位，但是按利润排名，工、建、中三大行却名列全球银行业第一位、第二位、第七位，包揽了冠亚军。整体入榜的中资银行一级资本只占千家银行的8.9%，但是税前利润却占到了25%。
这是中资银行靠经营实力得到的利润么？不是，这本质上主要是拜利率管制创造的垄断利润所赐。
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将垄断利润还利于民、于企业，这恰恰正是应该走的路。不能再让全体储户民众去承担银行业的风险损失了。这是一个巨大的绑架式道德风险。
实际上，利率管制不仅扭曲了居民、银行、企业的利润分配结构，也是中国2003年以来宏观经济基本不稳、泡沫压力大的根本原因。
2003年以来的近8年，是中国利率水平最低的阶段。8年期间1年期实际存款利率平均为-0.15%。其中2003～2007年GDP增速连续超过10％的5年里，1年期实际存款利率平均为-0.7%。存款实际负利率加剧了居民的投资冲动，这在需求端加剧了泡沫。
而贷款方，实际上也在享受超低的资金成本，这则在供给方加剧了泡沫。2003～2010年，中国1年期名义贷款基准利率年均为5.9%，下浮10% 的优惠利率为5.3%，实际贷款利率为2.6％（年均CPI涨幅为2.7％）。在此期间，1年期实际最优贷款年均利率美国为2.9%、印度为5.7%、新加坡为3.5%、印尼为8.3%，国际比较显示中国利率属于最低类水平。这放大了所有供给方的投资冲动。
继续通过利率管制来保持这种格局，早就是中国经济最大的系统性风险。
利率市场化迫在眉睫：微观不顺
在周小川、易纲先生对利率管制的辩护中，都强调了对银行业的保护态度，比如维护对金融业的正向激励，维护金融业给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积极性，以及所谓创造金融业发展的“涵养期”。
这些听起来都是为了银行业改革和发展好。
但问题在于，在2003年迄今这一轮国有银行改革中，政府巨资剥离银行业不良资产、增加资本金，已经实现了内部清理，并明确了这是“最后的晚餐”。在股权多元化之后，政府已经没有理由再去“涵养”，目前银行体系极低的不良率，银行业自身机制完全有能力消化。这种基础上的“正向激励”、“涵养”，只会放大垄断利润，而利润则直接分配了，并没有用于清理坏账。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正是利率管制，让银行业还在维持“开门就赚钱”的格局，没有动力去创新产品、开拓新客户，真正提高竞争力。这已经是中国银行业进一步改革发展的最大阻碍。
进入2010年，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先后提出了“二次改革”、“二次转型”，其方向就是寻找中小企业等高收益资产，积极准备利率市场化，应对未来“真正的改革”。
银行业已经做好准备，并准备迎接这一场肯定要到来的利率市场化洗礼。但央行却在刻意维护垄断利润，收缩银行业改革创新的动力。央行对利率管制的刻意维持，已经成为银行业改革发展的最大阻碍。
说央行是银行体系发展的阻碍。还来自于另一个层面，即目前银行业整体资产中收益最低的部分，恰恰是与央行有关——银行体系购买了大量央行票据，以及将巨额资金放到央行存款准备金账户。
根据前述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报告，到2008年中，银行体系持有的央行未偿票据总额达到4.24万亿人民币；银行体系存放在央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高达率17.5%，如果6%算是正常的话，银行体系多放了5.2万亿元。
这共同给银行体系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央票平均收益仅为4%，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则只有1.89%。从银行的角度看，这些资金本来可以用来增加贷款，当时贷款的基准利率是7.47%，一年期贷款的实际平均利率为8.47%，这意味着银行体系被征收了巨额的隐形税，2008年超过4000亿元，这一数额接近2007年整个中国银行业的税后利润。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将这一格局的根源，定义为人民币汇率不市场化，是被动冲销机制导致的后果。
这一格局，让人们怀疑，央行是否通过利率管制，来弥补在这一领域对银行业利润的伤害？央行前任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余永定教授在2007年一篇论文中也鲜明地指出，持续大规模地出售低收益的央行票据，以及存款准备金率的反复上升，都会阻碍中国的银行业向完全商业化经营转变。
继续维持利率管制，已经毫无理由。对利率管制的辩护，其意义等同于对银行业垄断利润体系的辩护，用一句时髦的话说，银行业垄断利润实际上是目前利率管制格局之下的“既得利益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