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日本，名列世界第二，虽然中国的大多数民众还比较贫穷。在世界500大企业名单中挤进去了不少中国公司，虽然它们是国有垄断企业，把消费者押为人质。但不管怎样，中国经济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也因此成了世界大国。
在这个似乎的“盛世”，我们没有理由自满。在宣传机构的欢呼声中，中国经济存在着严重隐患，并可能威胁到国家安全。两个杀手在行动中，不受制约的权力是他们的生存条件。
官商勾结
中国经济的一个致命问题是不纯粹。经济总是与权力相勾结，更准确地说，权力总是蹂躏经济，而经济不得不向权力献媚。把“经济”换成其他行业也同样成立。虽然说是“勾结”，却不是平等伙伴之间的合谋，经济或其他行业受到胁迫，没有选择。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说：
从很早以来，中国的经济就表现为由最大数量的人共同争取少量的自然资源，而不是去开发大陆和新的工业。从事创新的企业、为新产品争取市场的推动力，不如争取垄断、通过买通官方取得市场控制权的推动力来得大。……商人的活动是被官吏控制住的，他被官府看成小伙计，官僚阶级可以利用他的活动，并从他身上挤出油水来，为他们自己或为官府谋利益。
引文出自首次在1948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这种情况到现在没有改变。权力容易腐败，腐败压制创新。费正清的话可以由郑筱萸案得到证实。郑筱萸曾经担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局长，2007年被判死刑。在他的领导下，药监局在2004年一年批准10009种“新药”，其中不乏假药、劣质药。平均每12分钟，郑筱萸签字批准一种新药。“批文价格低则数百万元，高则上千万元。”同样在2004年，美国FDA仅受理（不是批准）了148种新药申请，而美国的药品研发能力更大。郑筱萸被捕后，每年新批准上市的中成药仍有数百种，累计已有上万种。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愿意投资开发真正的新药。药监局只是众多审批部门中的一个。
审批的利润巨大。官员无本生利，坐地收钱，对顾客的态度经常还极其恶劣。审批成了商业链条中的一环，但只是权力商业的唯一一环。为了获得审批权带来的利益，官方机构就必须设立更多的障碍，制造更多的环节。实际上，官员们已经把公共权力机构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贪婪的商业机构，用权力换取金钱，还严重缺乏服务意识，只因为他们垄断了权力，别无二家，还可以使用暴力。“合法”暴力在房屋拆迁中非常明显，房主失去的利益归政府、黑社会和开发商所有。在中国，权力机构直接经商是名正言顺的。它们出售的商品是权力。
扼杀创新能力的不仅是学校、科研院所，它在经济领域也遭到追杀，原因都是权力的滥用。反过来，因为缺乏创新能力，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前景暗淡了许多。山寨毕竟不是长远之计。
官商同体在洋务运动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也是洋务运动没有把中国带进工业文明的原因。日本和中国几乎同时起步，但进步更快，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中国一步落后，步步落后。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在20世纪的落后与蒙昧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官商同体带来的失败。
内外勾结
官商勾结是第一个杀手。这个杀手是父亲，内外勾结这个杀手是他的儿子，由他而生。在经济全球化中，官商勾结也走向世界，但仍以本国为基地，因为可以出卖的“商品”在本国，杀手不能离开权力。这不是当前中国独有的现象，德国也曾有过。马克斯·韦伯指出：
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个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来反对本民族的未来！
以上这段话收在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出自韦伯在1895年的演讲，至今已有110多年了。当时德国正在崛起之中，但已经很强盛了，教育、科技、工业都名列世界前茅，并不依靠廉价劳动力。在20世纪，德国移民大大促进了美国的发达。今天，韦伯的观察显然没有过时。对于中国，以及所有发展中国家，韦伯的观察都仍然有效。中国今天的发展水平和在世界上的位置，比那时的德国还差很多。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的既得利益者与国外财团有更为密切联系。这是因为中国经济是 “外向型”的，外资在中国享有崇高地位。因此，中国的自我保护能力比韦伯时的德国弱得多。韦伯的判断将对中国长期有效。
在经济全球化中，既得利益者对民族利益的腐蚀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但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它们的法制不健全，权力不受制约，因此它们失去的更多，并可能因此丧失未来。在当前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中，民营企业受到挤压，因此，中国经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发展速度加快了。滥用垄断的权力，各地政府分割和控制市场，阻碍商品与服务的流通；同时，却给予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金钱与权力的勾结已经够糟了，外国的金钱还更受青睐。
垄断利益（不仅仅是利润）已经很不道德了。国有垄断企业基本上依靠行政权力谋取利润，因此，国有垄断企业在海外上市几乎等于中国政府部门在海外上市。这些企业源源不断地向海外投资者输出利润——它们用权力占有的民族利益。在另一方面，因为容易接近权力，海外投资公司能方便地得到优良资产和投资机会，也许还比较廉价。中国的国民在了解到本来属于他们的利益之前，这些利益就已经不见了。他们甚至没有保护自己利益的知识和机会。
不过，国家经济利益的流失会带来意外好处。如果超级大国掌握着另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害，拿走这个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很大一部分利润，那么，在军事上敌视这个国家就失去了意义。战争的可能性因此降低。战争的目的是谋取利益，压制潜在对手。如果能够不战而胜，它又何必发动战争呢？当然，和平从来不是免费的，但问题是中国付出的代价实在太高了。
待价而沽的权力
由以上陈述可见，“垄断”与 “买办”是中国经济的两大“杀手”，分别从两个内外方向对经济发起攻击。在这里，“买办”是狭义的，不是那些海外企业在华正常业务的代理人，仅指那些为了个人和家族利益，买通官员向外国出卖中国国家利益的代理人。他们实际上是权力掮客，不是商人。很多时候他们有很深的官方背景，甚至是在职官员。“垄断”则是一个较宽泛的用法，它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垄断企业，如大型国有公司，也包括那些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的官员，以及通过贿赂官员获取市场优势的企业主。两大杀手的共同之处是涉及到经营权力的官员。所以，问题的要害是官方机构滥用权力，而且它们有滥用权力的权力。
过分重视外资对中国还有一个害处。外资受到官府欢迎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官员不屑和本国普通公民打交道。只有外国人和同级别官员才和他们平等。这就是为什么经常有人抱怨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成了 “二等公民”，外国人享受超国民待遇。有机会发出抱怨的是二等公民，那么，权利和福利更少、更受歧视的农民只能是“三等公民”了。在欧洲的封建时代，贵族也是和别的国家的贵族往来、通婚，与本国的国民反而非常隔阂。这是同一个道理，是由地位决定的。不过，有一点不同的是，因为通婚，欧洲贵族的血缘超越了国界，而中国官员却是地道的中国血统。因此，他们歧视本国公民的心态就更加可恶了。
两大杀手都与权力的垄断密切相关。权力机构不仅对普通公民设立各种障碍以利寻租，它们也热衷于在彼此之间互相制造麻烦，因此也需要润滑关系。这是任何在官方机构里工作过的人都知道的。各地设立的 “驻京办”是满足这种需求的方式之一。驻京办的目的是跑官，跑钱，跑项目，抓捕上访者。它们的主要工作方式是请吃送礼，疏通关系。这些公开的手段已经是行贿，此外更有隐秘的操作。驻京办不创造财富，运作总成本又非常高，代表了政府的运作。可以断定，回报一定更高。它们数以万计的庞大数量足以证明有利可图。
权力巨大，又不用承担相应的责任，又有很多滥用权力的机会，会侵蚀官员的灵魂——如果他们有灵魂。这样的制度对一个国家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可以内毁掉一个国家的繁荣和未来。韦伯与费正清两个人判断的事实，相加起来正符合中国现在的国情。中国经济潜伏着长期危机。贪官不会故意毁灭中国经济。没有人愿意杀掉一只为他下金蛋的鸡。但是，由于每个人都理性地希望获取更多的金蛋，必然导致非理性的群体行为，最后使这只母鸡力竭而亡。
人性是脆弱的，权力和金钱都有很大腐蚀性，两者相加的腐蚀性更大。在官府和国企中，腐败与低效比别处更常见。官府必须逐渐退出经济活动，理由不仅有经济学的，也有政治学的。政府应该去履行它们应尽而没有尽的职责：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维护在市场经济中呛水的民众的福利。只有到那时，中国才可能是一个既有充分竞争，又有福利保障的和谐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