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之内单位GDP能耗降低20%，是中国2006年开始实施的“十一五”规划中为数不多的硬性约束指标之一，曾被广泛期待。根据最新修订的数据，要实现这个目标，2010年单位GDP能耗要下降3.41%，但今年上半年这一指标却上升了0.09%。为了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最近，在国务院节能减排督察组的督导下，河北、江苏和浙江等地开始着手对钢铁和水泥等行业实行“限电停产”等严厉行政措施。
由于钢铁和水泥等行业，既属于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又属于产能过剩行业，“限电停产”可谓一箭双雕──既节能减排又抑制产能过剩。但是，这种应急式的行政干预将遭到地方政府的虚与委蛇，即使具有短期效果，未来也会反弹，长此以往，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大起大落”。这也暴露了所谓“中国模式”的软肋，在经济领域它表现为，权力和资本的利益纠缠，导致刺激经济容易、紧缩经济困难，如果纵容问题蔓延，“中国模式”的负面影响将越来越大。
按照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秦晓的总结，“中国模式”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中国模式”导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不必赘言，它一个明显的好处似乎是可以快速推动经济增长，这在最近十年表现得尤为突出。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的头20年，中国经济还没有摆脱行政干预下的“大起大落”，即所谓的“一收就死，一放就活”，但最近十年，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平稳高速增长，经济周期性波动甚至都不太明显，这更容易让有些人迷信和宣扬所谓的“中国模式”。但如上所述，这种连续多年的、不容易紧缩的透支式高速增长恰恰暴露了“中国模式”的软肋，如久拖不决，就如同在洪水肆虐时只是利用孱弱的大坝阻隔洪水而不及时泄洪一样，早晚会面临垮坝的危险。
回到节能减排和抑制产能过剩的话题。从2003年开始，中国政府就着手利用各种手段抑制产能过剩和推动节能减排，钢铁、水泥和汽车等行业一直都榜上有名，由于这些行业都是高耗能行业，因此抑制产能过剩和节能减排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七年过去了，这些行业几乎成了产能过剩和节能减排的“钉子户”，这就是“中国模式”下经济不易被紧缩的集中体现。原因何在？
第一、按道理讲，短缺是计划经济的常态，而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常态，可以通过兼并重组、技术和品牌创新等由市场自发解决，但“中国模式”下的产能过剩更多是地方政府竞争的产物，这种产能过剩很难被抑制；第二、产能过剩的行业大都是上游行业，他们之所以敢扩大产能，还是对下游需求充满信心，甚至达成了共识，如果不是政府在金融危机期间大力搞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各种手段扶持房地产，就不会引发更严重的产能过剩，或者可以说目前的产能过剩是“自作自受”；第三，这也是不合理产业政策的产物，记得去年初，这些产能过剩行业大都被列入了“产业振兴计划”的目录，也是一种“自作自受”。
如果上述因素不彻底解决，即使通过金融和税收等手段也很难抑制产能扩张的冲动，很难真正落实节能减排政策，在这轮风暴过后出现反弹也并不令人意外。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行政干预会起到一定效果，但还要注意到负面影响，一方面，在政府主导市场经济的“中国模式”下，行政干预最大的受害者将是民营中小企业。据媒体报道，河北邯郸和唐山等地“限电停产”的钢铁企业大都是民营企业，当然，由于时间紧任务重，部分国企也被卷入其中（比如河北钢铁集团），但可以预见，大多数国企会置身事外或者受影响较小。
另一方面，行政干预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也将导致产生“负激励”现象。比如，今年上半年，单位GDP能耗指标不降反升的省份有七个，包括青海、宁夏、广西、新疆、陕西、辽宁和江苏等。这些省份大都属于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正如火如荼，各种优惠政策也纷至沓来，各级各地政府即使想完成节能减排目标也会有所掣肘，所以不得不拿传统的钢铁生产大省河北等地开刀，这将导致一种“负激励”，纵容中西部地区继续走高耗能的老路。
如果把视野放宽，节能减排和抑制产能过剩过程的无奈和扭曲，在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都在上演，由政府主导和推动的经济增长，很难被勒住缰绳，这不可避免地会将中国经济带入高耗能、高污染和高失衡的窘境。当达到一定的增长极限时，长期的“大起”必将带来长期的“大落”。这也是“中国模式” 最大的软肋，如果连中国经济都不能保证平稳增长，那么“中国模式”也终将化作历史的尘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