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26号，深圳特区成立三十周年之际，官方主流媒体依旧是大唱赞歌，什么“深圳三十年，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是一个奇迹……” 等等。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而创造这一奇迹的，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党的正确领导”。这早已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官话、套话了，至于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反思一点什么，官媒却都不甚了了。
对此，有分析人士写道，我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深圳并没有什么奇迹可言。如果硬要说有什么奇迹的话，那也只能说，深圳的发展变化充分说明，只要那些当政者能够回归理性，推行的政策还不算太混蛋，老百姓们总是会用他们的双手创造出美好生活的。
中选网上，作者李平的文章接着说，谈到深圳，绕不过去的就是香港。有资料显示，1949年的时候，香港的经济社会发展还远远不及上海；1949年之后，特别是六七十年代，香港迅速崛起，并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而此时的上海，却早已是明日黄花。与此同时，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深圳原住民，正经历着食不果腹的苦日子，面对彼岸那繁华喧闹的世界，再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再高明的骗子也难以安抚人心了。于是，那些胆子大一点的人，便开始尝试偷渡，到1979 年，已经形成偷渡潮。而最大的一次偷渡事件则发生在这一年的5月6号，最终，有3万人成功外逃。
一位70多岁的深圳原住民回忆起当年的那一幕，至今仍然不胜唏嘘：1979年5月7号那一天，深圳与香港之间20公里的海面上，漂浮着许多尸体， “谁也无法统计，究竟有多少人为此送了命”。后来，这位原住民还从当地派出所里领到了750元的葬尸费，因为他协助政府埋葬了总共50具尸体，其中还有4 具是他自己的亲人。针对日益严重的偷渡问题，邓小平当时说了两句大实话：第一，“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第二，“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1992年春天，邓小平再次视察珠海特区，时任珠海市委书记、市长的梁广大曾当面向他汇报说：虽然我们的官方舆论整天宣传什么社会主义是“天堂”，资本主义是“地狱”，什么港澳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啦等等，但是老百姓根本就不信这一套。很多人宁肯冒着生命危险，也非要往“地狱”里闯一闯，非要去亲身体验一下那种所谓“水深火热”的滋味。面对此情此景，社会主义制度到底是否优越，已经一目了然。怎么办？只好尝试引进香港的资本，通过资本家兴办的实业，提高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水准。这其中，防范偷渡，稳住青年人，也是当初设立深圳特区的重要动因之一。
李平的文章分析认为，三十年过去了，深圳确实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大的城市。但我以为，从政策层面来讲，并没有什么可资骄傲的东西，这是因为，深圳的发展，主要就是靠着香港资本来支撑局面的。君不见，1980年同时获得批准的4个特区，深圳、珠海、厦门和汕头，为何只有深圳至今仍然独占鳌头，还不就是离香港比较近嘛，这应该算是谁的奇迹呢？难道不是港资的奇迹吗？那些好抬杠的人也许会说：如果我们的政策不开放，深圳能有今天吗？难道这不是我们的伟大成就吗？对此，文章作者认为，这真是一种强盗逻辑。究其原因，在此前的几十年里，强权无缘无故地束缚了老百姓的手脚，在文革之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之际，才不得不解除了这种束缚，难道这样，就可以对强权歌功颂德吗？
1949年之前，资本的流动是自由的，1949年之后，是我们自己堵死了这条路，用邓小平的话来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1980年，我们又重新打开了这条路，所以说，这只是当政者的某种理性回归而已，根本就谈不上是什么丰功伟绩。如今，招商引资工作已经在中国遍地开花，从经济政策层面来讲，深圳特区之特己不明显。至于政治改革方面，除了当年袁庚的蛇口试验给人们带来一点鼓午以外，其它均乏善可陈，在这方面，深圳与全国其它城市几乎没有任何差别。因此，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的层面来讲，深圳都谈不上有什么奇迹可言。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