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华早报》报道，在香港大学讲学的伦敦大学教授弗兰克-迪科特在他的一本新书中说，中国1958年至1962年大跃进期间，至少四千五百万中国人死于饥荒。
弗兰克-迪科特在他的新书中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偏听偏信荒唐的生产指标；加上当时无人敢于向他的错误挑战，结果导致农村饿殍遍野的惨况。而毛泽东稍后又固执地要以食品偿还所欠苏联的债务，使得饥荒更加恶化。
美国三一学院教授、中国农业问题学者文贯中表示，有关中国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有几种颇有出入的数据：
“因为大跃进饥荒到底具体死了多少人？一般的估计有底的大概一千多万人，这个大概比较接近国内半官方的一些数字。我记得杨尚昆在有关谈话当中就承认至少死了一千多万人，比较高的数字大概是四千多万人。我记得陈毅有类似的数字大概是四千五百万人。我和我的合作者也在几个地方发表了论文，我们一般不具体说死了多少人，但是我们自己采用了一个数字是三千多万人，这是美国的一个很严肃的社会学家，也是搞人口的一个人口学家，那么,经过他的推算。”
文教授说，有关大饥荒的造成，他同意前中国领导人刘少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评估：
“大跃进造成各方面的损失在哪儿？包括农民生命的损失，这个教训我觉得是比较大的。刘少奇当年的评论认为这是只有三分是天灾，七分是人祸。这个评价我觉得基本上是比较正确的。当然从政治层面上来说，如果中国当时不是这样一种高度集权的又是在意识形态上不是极为激进的这么一种左倾的思潮，本来就不会发生这场大饥荒。”
这位学者说，大跃进期间所犯最致命的错误，就是以办大食堂的形式强迫对农民口粮实行集体化：
“在人祸方面我们发现当时实际上是搞了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世界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的一个把农民的口粮强迫集体化的一个极为错误的一个政策。它是怎么样做的呢？就是它在五八年秋收之前，在全国强迫成立了人民公社，然后在公社成立之后，各地又成立了所谓大食堂。很多地方把各个社员自己家里面的厨房都砸掉了。当然等到五九年的春天的时候呢，春荒普遍的发生了。这是有记录的，为什么呢？因为毛泽东这个人是从来不认输的，他本来还想等一等夏粮，就五九年的夏粮如果好的话，他可以继续落实这些所有这些问题。但是五九年六月份的时候，他已经得到各地的秘密报告。他已经知道全国的夏粮收成不好。所以他决定要开庐山会议，把彭德怀贬职，把他打下去。庐山会议就把公社食堂一五一实把它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又要全国一定要搞食堂，所以在五九年夏粮欠收的情况下，全国又被迫地搞起公社食堂。”
文教授说，导致大饥荒的根子在于：毛泽东违背了人民的意志、剥夺了他们的自由：
“我想归纳一下，就是说不管什么生产组织或者消费组织尊重农民的意愿是非常重要的。而当时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违反农民的意愿，在公社食堂这个形式下，一开始名义上说起来是农民也是愿意进入的，但是一个自愿的组织一定要保持进退自由。而公社食堂里至少是违反了退的自由这个原则。”
《南华早报》援引迪科特的话说，在过去四、五年中，中国当局对相关档案的开放程度，使得有关大饥荒的严肃的研究工作成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