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如果财富只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那么注定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因而它也是不稳定的。那么中国的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目前这种状况形成的原因又是什 么？会产生怎么样的危害？又如何来解决它？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先生作客凤凰财经予以解答。
王小鲁：城镇高收入居民的收入被明显地低估了
凤凰财经：我们知道经济学家往往是要靠数字说话的， 所以我们经常也看到隔一个时期要公布一下GDP的一个数据，再公布一个CPI的这样一个经济指标数据。但是好像现在最近也是发生了这个统计数据的信任危机是吧，这个统计数据的真实性的问题、统计数据的准确性的问题，现在有很多人对中国的这一套数字的东西普遍表示质疑，如果这个数字统计不准确、不真实，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所有的经济学的一些推论是不是也就海市蜃楼了？
王小鲁：我不能说整个的我们国家整个的统计数据不准确，因为总的来说我认为这些年的统计数据还是有很大的改善，但是有一些指标不准确也是事实。比如说关于居民收入，特别是城镇高收入居民的收入，这方面的统计指标我们就感觉和事实差距比较大。
凤凰财经：明显的是低估了是吗？
王小鲁：明显地低估了。
中国灰色收入拉动房地产发展？
凤凰财经：如果背后没有一个制度不公在导致这个问题，仅仅收入差距扩大，好像本身还并不是一个大的问题是吗？
王小鲁：这个问题有一个说法就是叫做库兹涅茨曲线。说库兹涅茨研究他发现存在一个倒U形曲线，收入差距通常是先扩大后缩小。所以也有人说，收入差距你不用管它，它将来会缩小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恐怕有很大的偏颇，主要是在于，在发达国家收入差距重新走向缩小，都是和他们在制度方面的完善有关系。
我们想要改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并不是说收入差距越小越好，不是说大家都拉平了最好。否则的话这个社会就没有动力了，没有效率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因为这样的收入差距可能会带来很多的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带来社会的冲突，甚至导致效率的下降。我觉得这些方面问题也要充分注意。但是在中国来看，我觉得更突出的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首先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凤凰财经：有一个凤凰的网友叫“白加黑”，他说中国坚挺的楼市是不是也要归公于灰色收入。
王小鲁：在我看来至少是和灰色收入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比如说去年的房地产市场上，用于房地产的商品房的支出3万6千亿。这么大的一笔资金从哪儿来的？我们看到很多中低收入的居民他买不起房子，现在的房价是他工资的全家收入的10倍、20倍，甚至几十倍上百倍，那么他买不起房子。很多老百姓买不起房子，但是也有少数人能买30套50套。
凤凰财经：比如说山西有一个县里头的管煤炭的科级干部，他在北京就有32套高级住宅。
王小鲁：我也听到这个消息，说他的住宅加起来是1.7亿。对。
这么大的一笔钱从哪儿来的？当然如果这个事儿还没有成为一个案子，我们可以暂时用灰色收入这个词来描述。而且这1亿7千万的收入买了房子，也许明年就便成了两亿三亿了，我有更多的收入了，我用现有的灰色收入来创造更多的收入。那么这种问题当然和灰色收入有关。实际上是和我们制度上的存在的问题、存在的漏洞有关。
王小鲁：监督政府 才能保证公共资金合理化
在低收入方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我们考虑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子，考虑他们的已经取得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在完善社会保障、完善公共服务、实现转移支付这些方面的制度改变对改善收入差距是非常有作用的。
那么另一个方面我想对高收入居民这一头怎么办？我认为也不应该笼统地谈限制高收入，因为高收入首先要看它是不是合理的收入。
高 收入中间有合理的收入是需要保护的，对不合理的收入是需要限制的。那么现在首先需要限制的是那些通过不正当途径、钻制度的空子、钻制度的漏洞取得的那些高收入，我们所谓的灰色收入或者是非法收入。
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现在的土地制度存在很多问题，有些地方政府地方财政变成了土地财政，地方政府没钱就靠卖地吃饭，很多方面的支出，财政预算满足不了他们的实际需要，于是就主要靠卖地。但是在卖地过程中间实际上是把未来70年的土地收益集中在一次提前预支了。通过这样一个预支，一次性的支出一次性的使用，虽然解决了短期面临的问题，但是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它由于土地收益的管理存在很多的问题，所以也带来了不少，比如说腐败行为，寻租现象，带来这样一些问题。
那么怎么改变这些问题？在我看来解决土地收益问题还不光是一个土地制度的问题，涉及到我们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关系。我们需要有一套制度就是来非常清楚地界定每一级地方政府应该负担什么样的公共职能，对应于这样的公共职能我们再来界定它相应的财权是什么样，通过制度保证来使得它的这些公共职能能够正常地履行。也就是说，要保证它的常规的财政预算，能支撑它完成这些公共职能。
而你要做到这一点又涉及到很多问题，比如我们现在中央政府把很多财权集中到中央手里，通过专项支付的方式转移给地方政府。财政部门也是，更似乎是更偏好于专项支付，而不是充实地方政府的常规财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恐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担心这个钱，这个财权给了地方以后，地方政府能不能把它用在合理的地方。也就是说，你会不会导致你乱花钱，把本来用于应该用于公共服务的资金变成了政府消费、变成了用于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甚至出现贪污腐败等等这样一些现象。实际上这些现象在过去确实在不断地发生。那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恐怕就又涉及到一个更大的领域的问题，就是怎么改善政府职 能，怎么改善政府管理体制的问题。
我们要使得政府各级政府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那么就需要有一套制度保障，需要有一套规范的制度管理和一套透明的公开化的这样一套管理程序，需要靠社会来监督，仅仅靠政府监督政府恐怕就不够，需要靠社会监督，需要靠老百姓来监督政府，所以这个就涉及到整个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
所以在我看来，更大的问题是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规范化、制度化、公开化、透明化，接受社会监督，怎么样建立这样一套制度来保障我们的各级政府的职能的正常履行，保障我们的公共资金合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