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国都市报星期四报道，海南省国营昆仑农场昆仑中学校长谢某某在学校内为孩子办“升学宴”，引起当地群众议论。但是谢校长和该校党委王书记认为办升学宴很 正常。中国媒体已经有报道，升学宴正呈现升温的迹象，成为官员敛财的新渠道。究竟怎么看待升学宴？本台记者马平邀请旅美学者史东、和中国媒体人、《第四种 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的作者昝爱宗就此问题进行讨论
记者：实际上在重庆、在杭州纪委就曾经发出通知，禁止公务人员和干部操办升学宴认为这也是一些干部借机敛财的手段，那么究竟怎么看这个事物？究竟是社会人情？还是反腐一个方面的问题？昝爱宗先生您怎么看？
昝爱宗：我认为这是一种腐败，因为它涉及到权利。比如学校的校长他是一个能决定学生进入这个学校的关键人物，如果学校的校长不同意学生进那个学校，那你没有 办法的。所以他来号令升学宴，社会各界或者学生的家长会过来的。因为它涉及到权利必然产生腐败，比如举个例子派出所，派出所要乔迁了，从这个大楼迁到另外一个大楼，他就发给辖区的企业、董事长或者公司老板一个邀请函，说我们要乔迁一次请你参加，这样就有腐败的机会了，我们要恭贺一下，要送点儿红包。同样校长在自己的校区范围内有权力，他要发（办）一个升学宴，那必然这些学生的家长要来，来了要恭贺一下，要送点儿红包、送点礼品赞助一下，这就是腐败。
记者：实际上升学宴这种现象在中国大陆存在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了。据说有些人士就曾经因为每年收到各种各样的升学宴的请帖而吃不消， 因为每次都要拿出几百块钱做红包。那么究竟怎么看这种社会现象？史东先生？
史 东：我觉得这种现象在中国比较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它有特殊的表现，像宴会这些大小喜事办一办本身并没有错，尤其在中国这种情况下，你有宝贝儿子千金小姐，一家只能有一个，那么当然升学是很大的事情。问题在于中国现在盛行的政治环境里面，它有很多权力位置上的人，他没有避嫌，因为这是有利益冲突。刚才昝先生讲到校长要有表率作用，不能在这个位置上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要求人们去参加，如果是不参加的人那他们就会感觉到自己会在很多方面受到压制。所以说我觉得关键的问题不能用一刀切的行政手段来说所有的宴会都应该全部取消；而是要对在权力位置上的人一个避免利益冲突的一些规则上下功夫。 这样才能促进社会上的一些和谐，另外还要对贪官乘机勒索可能性加以节制。
记者：各地从酒店的订酒席的数量就可以看到，每年八、九月份，订升学宴的场次是非常之多。但是由于各地纪委发出通知禁止公职人员这么操办，也有些人化整为零采取别的办法来操办。昝爱宗先生，这种靠纪委发通知的方式能不能禁止这种事情？
昝爱宗：纪委实际上它是一个形式而已。比如遇到这样的麻烦了，它一方面为了化解民意，民众有不满了，纪委来做个姿态说我要去如何如何。这个禁令太多了，往往是有禁令的这些事情，往往是最兴盛的。你是禁不住的，比如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旅游从多少年一直都在禁令，三令五申、三令五申，禁到最后也没有作用， 也没禁到。因为它这个权力不受制约。纪委它自己都监督不了，它只是做个姿态，我认为没有实际上的效果。这个我行我素，社会上的一些风气不是纪委下个通知、下个禁令就能够解决的。
记者：干部借升学宴或者是其他的名义敛财，因为这是在纪委通知书上明确写的。史东，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这是不是中国一些贪官敛财的手段之一？
史东：这当然有这种可能性，而且我觉得在很多地方确确实实也发生。刚才讲到纪委权力的问题，纪委本身实际上中国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面就不应该存在。因为纪委是管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纪律的。它好像觉得共产党清廉了，那么其它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实际上中国社会共产党不清廉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除了这个问题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要把中国社会理顺，关键的问题是建立一整套比较系统的、公正的、人人面前都可以平等的法律系统。那么有这个民事法、有刑事法，法律明确了之后，这些事情就迎刃而解了。所以我觉得纪委这些通知它表面上慷慨激昂，实际上我觉得效果不大。因为大家知道共产党它本身内部权力的升迁就是一塌糊涂，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能解决。有靠山的人，谁在纪委里面（也）管不住。
记者：要想让干部改进作风，又不能依靠干部自己的自觉，又不能依靠纪委，那么昝爱宗先生您怎么看呢？
昝爱宗：我认为还是群众监督，就是说曝光。你现在到民众那里去，民众说这个事情曝光就能解决。比如说某某请吃宴了， 这个事情媒体一曝光，网络上一传播，纪委也好、教育部门也好都坐不住了，肯定要做一定的让步，比如处罚啊、警告啊。如果没有曝光，纪委也装着听不见，因为 这个事情太普遍了。所以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曝光，能有曝光的权利，就是说媒体能独立的、自由的来监督官员或者是社会的一些腐败现象或者是不正之风。如果是媒体上不开放，这个纪委是没有用的。现在国内好多事情基本上都是网络形式，如南京有一个房地产管理局的官员，就因为他带的手表、他抽的烟是一百块钱一盒的，所以通过网络人肉搜索把他搞倒了。郑州的一个司法局的局长他跟电台的记者说：“你是替人民说话？还是替党说话？”这个一句话把他搞倒了。就因为舆论监督才能把这些官员搞倒。
记者：你说的舆论监督也是在网络上最近比较盛行的以网络的形式来监督干部的腐败行为，史东您认为有效吗？
史东：我觉得这个有效，但还不是解决根本的解决的问题。比如说网络曝光之后能够解决问题的就是一些非常极端的案子，比如说中共它对这些事情的一贯手法就是抓典型，抓典型不是一个治本的方式。那么如果我们假设一下，中共所有的官员都是由民众选举出来的，那么民众的舆论，曝光的效果对他们会有非常巨大的影响，那么他们最后就会自动去监督自己。现在如果说在这个情况下，即使有舆论的曝光，除非你到了极端的案子，除非你的案子非常的敏感，那么为了维稳的要求，个别人可以下马，但是绝大部分这些东西还是解决不了。像美国比如说前段时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现任国务卿克林顿女儿千金小姐结婚，开始说有很隆重的婚礼，后来媒体曝光之后，考虑到公众的影响，他们就把规格大大降低。因为民情在美国这样的社会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最最重要的。所以说在中国这种情况下，你除非要到了典型的情况会打击一下，那么其他的很多东西它可以在下面继续的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