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跃进”为何成了“大跃退”？
人类社会总会有一些贪婪而又急功近利之徒，好用杀鸡取蛋、竭泽而渔的办法谋求利益。比如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凿运河，不惜人力物力，强迫人民服苦役，最后总算完成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很难完成的宏伟工程。可是，毛泽东与这两位皇帝不同，他发动的“大跃进”不过是经济狂想，因此收获的也是苦果，毫无成就可言。如前所述，毛为各省定出高指标，目的是造成巨大的压力，迫使人民多劳动，从而实现高产出。在毛的压力之下，“大跃进”期间，国人投入的劳力之多、消耗的资源之巨实在骇人听闻，但取得的建设成就却少得可怜，更多的后果是破坏，非但没有达到增产的效果，反而导致严重的减产。在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之后，“大跃进”反而成了“大跃退”，大建设反而成了大破坏。这在人类历史上堪称绝无仅有。
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后果？借用官方的说法，这是因为“瞎指挥”与“强迫命令”。譬如在收割季节，全体青壮男劳力都被派去“大炼钢铁”，致使成熟的庄稼大片大片地烂在地里；过度深耕，把熟土翻到了下面，把生土翻到上面；密植密到不透气，秧苗都给闷死了，……如此等等怎能不减产？不少人事后总结教训说，不能用群众运动的办法，靠“大轰大嗡”来搞经济搞生产。这话说得也不错。不过我以为，这都还讲得不够深入或不够清楚。我认为，在“大跃进”期间，流行一种特殊的竞争，曰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正是这种特殊的竞争导致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性后果。
现在我们都知道，毛时代的计划经济体制有一根本弊端，由于人们付出的劳动和个人收益没有相关性，劳动者缺少努力劳动的诱因。为了让人们努力干活，共产党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加强对劳动者的管制，实行严格的劳动纪律，包括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对所谓不好好干活的人进行惩罚。这种办法在“大跃进”期间被大量采用，对劳动者常常如同对待奴隶。但是，20世纪的劳动者毕竟不是奴隶，因此强迫手段总有它的可应用限度。所以共产党还要靠其它办法刺激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便应运而生。这种竞赛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不是给努力工作的人物质刺激，而是利用人的荣誉感和羞耻感，以及争强好胜、不甘落后的心理，刺激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把生产劳动变得像体育竞赛。乍一看去，在生产劳动中引入竞赛机制并无不妥，偶一为之也常有正面功效。但问题是，如果把生产劳动搞得如同体育竞赛，那就会造成极大的弊端。必须看到，生产劳动和体育竞赛毕竟不是一回事。体育竞赛不只是为了促进人们的身体健康，而且它还具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在体育竞赛中，人们通过对力量、技巧、耐力和勇猛的展示，使自己的活动成为一种艺术品，并借助激烈的竞争表现出不屈不挠、夺取胜利的英雄气慨。体育竞赛本身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生产劳动却不然，人们不是为了生产而生产。生产劳动只是为了制造出人们需要的物质产品，从而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生产劳动没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体育竞赛本来就是给人看的，如果它让人们看得兴奋，看得激动，赏心悦目，那就是它的成功。为达此目的而消耗的人力和物力也是必须的，值得的。生产劳动则不然。生产劳动的目的并非展示，而是要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大跃进”中的劳动竞赛只是一味地营造热气腾腾、干劲冲天的宏伟场面，大家争相为营造这样的场面而你追我赶，既不计成本（人力和资源成本），也不管收益。这就把事情整个搞反了。这就有可能比奴隶劳动还糟糕。因为奴隶主迫使奴隶劳动，图的是奴隶生产的产品和服务，而不是周幽王“烽火戏诸侯”那样不计后果地图个热闹好看。
搞“大跃进”，动用全部行政力量和宣传机器在各行各业大力推行劳动竞赛，谁干劲越大越积极，谁就受到表彰，戴红花、上红榜，评先进、评模范，登报纸、上广播、发照片，风光一时；谁干劲不大、积极性不高，谁就挨批评、受羞辱，说他是落后分子，“插白旗”，讥讽他是“乌龟蜗牛”，“老牛破车”，连小孩子都瞧不起，有的“落后分子”还要受处罚。于是，很多干部和积极分子们就带领或强迫大家在“比干劲”上竞争起来︰你那里白天干一整天不休息，我这里就白天干完了晚上接着干、挑灯夜战；你那里奋战3昼夜，我这里就奋战5昼夜7昼夜；你耕得深我耕得更深，你栽得密我栽得更密；你砍了1千棵树去炼钢，我就砍2千棵，直到砍光为止。杨继绳在《墓碑》里写道：有的县委负责人晚上站在山顶上看各个公社的干劲，看到哪里火把最多，就认为哪里干劲大，不问劳动效果如何，第二天就在全县广播上表扬。[7]于是干劲本身成了竞争的目的与评价的标准，而经济效益和最终成果则被置之脑后，以至于被牺牲被舍弃。经济变成了政治，所以它自然就不经济了。当亿万人民被鼓动或被强迫从事这种不计成本、不管收益的干劲比赛时，“大跃进”自身就变成了经济“大跃退”，大建设也就演变成大破坏了。
三、民众为何会热情参与“荒诞剧”的演出？
那么，那些带头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又是图的什么呢？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出于自愿地积极表现呢？这里可能有一点物质利益的作用，但那不是主要因素。四川省郫县“ 红光社”“放卫星”，宣称早稻亩产3,752斤，省委马上表彰，县委则宣布，给放3,000斤以上卫星的社发奖金80元。虽说80元不是小数目，在当时可以买大米1千斤，但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着荣誉。当时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争上游、夺红旗是压倒一切的荣誉。当然，也有不少人表现积极是为了当官升官，但这种人数量有限。在当时，更多的民众积极表现只能换来诸如“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一类荣誉性的头饺。再说，当官升官又是图什么呢？在“大跃进”初期，当干部，尤其是当农村干部，也是很辛苦的，物质报酬并不高多少（到了大饥荒时期，干部可以利用职权少挨饿，其物质上的优越性变得更大）。在更大程度上，当官升官可以让人有更大的成就感，这里的诱惑主要还是在精神层面。
在《反思大跃进》座谈中，杜钢建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更值得研究的是整个20世纪中国人的参与愿望与实际参与状况之间的巨大反差中所反映出来的参与心态，也就是说，只要有参与的机会，不论参与的后果如何，不论参与对于提高群体的道德水平是否有利，只要有一定的自我的表现就行。”他指出︰“这样一种参与意识在当时乃至在今天都是很普遍的。”[8]
经历过“大跃进”的人想必都还记得“大跃进”初期全民参与的热烈景象。实际上，“大跃进”是由多种形式、接二连三发生的运动系列组成的，例如“除四害”运动、“讲卫生”运动、“扫盲”运动、群众性诗歌运动与美术运动、宣传“三面红旗”的文艺活动、“大炼钢铁”运动、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运动等等。那时真做到了全民总动员，男女老少齐上阵。当时的中国人为什么要热烈参与大跃进呢？根源在于群众运动诱发了人的表现欲。人往往愿意通过语言和其它活动展示自己的才能与特性，从而获得社会承认，这是最深刻的人性。极权社会壁垒森严、僵硬死板，人们的表现欲都被严格地限制在政府规定的极狭窄又呆板的模式之中。“ 群众运动”打破了生活常规，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表演的大舞台；尽管表演的主题和方式都被严格规定，不可越雷池一步，但对于亿万民众来说，那毕竟是一个可以自发参与和表现自我的大好机会。对很多人而言，只要有自我表现的机会就行，至于表现的方式和主题倒是次要的。因为他们本来就少有属于自己的见解，更少有坚持己见而甘于寂寞的勇气。
由于党控制了一切，它通过多年的思想教育与思想改造，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大多数民众。它借助于广播、报纸、各类标语等宣传工具，再借用大会小会等仪式、红旗彩旗等道具与歌曲音乐等，把全中国变成一座大剧院，营造出一种吸引人参与各种集体活动的社会氛围，并将“阶级敌人”排斥在这些活动之外。这样一来，所有社会成员都会感到自己倘若不能参加这些活动，就会成为被社会抛弃的另类。我们切不可低估人的表现欲，别以为只有精英与自命不凡之辈才有此欲望，芸芸众生就没有表现自我、争取承认的追求。毛泽东搞群众运动的一大特点是，他总是有意识地强调，“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群众正因为历来缺少机会出名露脸，一旦获得这种机会更觉得新鲜刺激，格外来劲。由于当时的中国是高度封闭与价值一元化的社会，一点小小的出名都能使人感到大大的得意。例如前面讲过的“放”假“卫星”的例子，“红光社”“放”假“卫星”出了名，在当时那种氛围中，“和平社” 的人就沉不住气了。当时清醒和比较清醒的人自然也有，但是他们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有人对自我表现表示淡漠。不过中国那么大，人那么多，你不上台唱自有别人上台唱。共产党搭了台子，不发愁没人上来表演，也不发愁没有观众。进入改革年代之后，人们才省悟到当年那种种“积极表现”，纵然不是害人害己，起码也是枉费精神。但我们若因此而去批评人的表现欲却没有意义，因为那是人之为人的一个基本特性。
【注释】
[7]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2008年5月出版，下篇，第706页。
[8]秦晖、杜钢建、王东成、黄钟、杨支柱，“反思大跃进”，中国学术论坛网站，2003年11月24日（www.frchina.net/data /personArticle.php? id=159）。
（未完待续）
来源:当代中国研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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