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碎琉璃一书中,自己人为何要打自己人呢
发问者： 陌生人
故事背景七七芦沟桥事件
其中三九部队和四四部队互相"人栽"
(虽然后来有放了李兴)
可是明明都是中国人
为何不团结一起对抗日本人
却会互相残杀呢
(碎琉璃 王鼎钧)
回答者： 昱廷-小雷
一、抗日大团结
一九三一年，日本对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武力开始进逼中国东北三省，加以”一二八上海淞沪战役”等种种侵略，使中国在此危急存亡之秋，掀起抗日热潮；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更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查被拒，而大举进攻、发动侵略中国的芦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次日，共产党首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等人借机联名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呈国民党的蒋介石蒋委员长，表示愿在其领导之下，为国效命，并提出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另外也致电其二十九路军将士，声明”枕戈待发，视为后盾。”蒋介石为团结御侮，向共产党招抚，劝其结束分裂与叛乱，一致抵抗日寇之侵略；十五日，共产党也藉此向全国发出《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中，中国共产党以〝实现三民主义、取消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愿受国民政府管辖〞等口号宣示与国民党政府的合作诚意，号召各党派阶层一致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将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隶属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结合国共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当时，日本对中国采取速战速决，以其武器人员的优势，全力由华北进攻；中国则以空间换取时间，长期消耗战，并将战场转移至较适于对日作战的上海；而后的八一三松沪会战，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日军进攻上海，苦战三个月使日方损失惨重，故为『膺惩支那』，进占南京城后，展开南京大屠杀。
之后，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洛川会议上，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确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担负开辟敌后战场、配合正面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基本任务；而后，军事委员会收编江南各地的共产党军队，成立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人数约一万余，共辖四支队，规定在皖南地区游击作战。
最后，蒋介石发表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党合作成立的宣言，也等于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宣告成立。因此，七七芦沟桥事件，可说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八年的对日抗战。
军事上的团结抗日，也使得各界各阶层起而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当全国统一意志、集中力量的救亡行动热烈展开之际，戏剧界延续着一九三六年的”国防戏剧”所带动的爱国戏剧热潮，也因抗战而由军中扩及深入群众，戏剧工作者在团结抗日的认知下也联合起来，陆续有如：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起领导作用的团结组织。
在戏剧界，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表国共合作宣言后，上海剧作者协会召开全体会议，会中由夏衍提出并通过：为适应团结抗日情势的需要，将上海剧作者协会扩大为全国性的组织，成立”中国剧作者协会”；由于伶、马彦祥组织战时移动演剧队；并集合十七位剧作家集体创作《保卫芦沟桥》乙剧，全剧分为《暴风雨的前夕》、《芦沟桥是我们的坟墓》、《全民的抗战》三个独幕剧，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名义，于上海蓬莱大戏院演出，在戏剧舞台上宣传抗日，直至”八一三淞沪战役”后停演。其间上海的各大剧团也都争相演出《保卫芦沟桥》，造成一股抗战救国的热潮，揭开抗战戏剧的序幕。
“八一三淞沪战役”后，中国剧作者协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事宜，而由中国剧作者协会及上海戏剧联谊社发起组织”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集合上海地区各大小剧团组成十三个救亡演剧队、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等，分赴各地城乡、抗战前线作抗日宣传演出 。
（二）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
一九三七年十月以后，政治、军事重心如：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共代表团及八路军办事处都迁到武汉。至十二月间，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各地抗日组织都齐集武汉，由上海出发的救亡演剧队也陆续到达武汉，造成演剧团体、人员的集中和戏剧活动的蓬勃。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基于国共合作协议、以中国共产党首席代表身份加入国民政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担任军事委员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在武汉授意中共长江局及阳翰笙、田汉、洪深等戏剧家，酝酿建立一个戏剧的统一战线组织，乃邀集抗敌剧团、救亡演剧二队、中国旅行剧团等十多个团体，参加为华北义勇军筹款的联合公演，演出由田汉编剧、洪深导演的《最后的胜利》，造成武汉三镇的轰动，也促成戏剧界抗日统一战线的组成 。
之后，更由中国国民党主办的中国文艺社邀集各剧团，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在汉口的成立大会上，推举张道藩、方治、洪深、朱双云、田汉等二十五人为常务理事，通过田汉起草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宣言》，并定每年十月十日为戏剧节，届时举行演出活动。
宣言中严正的宣示着〝为抗战、抗敌而团结〞、〝中国戏剧艺术因和抗敌任务结合及抗战的要求必开拓新境地、获得新生命〞、〝要把戏剧艺术做为国际宣传的工具、获得全世界的同情和援助而使敌人孤立〞，该会成立后，成为推动抗战戏剧最大的团结组织，随后陆续在重庆、桂林、昆明及延安等地成立抗敌剧协的地方分会，负责推动各地的抗战戏剧；也带动民间各界力量的团结壮大。
（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成立于武汉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 ，是继戏剧界抗敌协会之后最早出现的全国规模的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发起人包括文学界各方面的代表九十七人。会议选出郭沫若、茅盾、冯乃超、夏衍、胡风、田汉、丁玲、吴组缃，许地山、老舍、巴金、郑振铎、朱自清、郁达夫、朱光潜、张道藩、姚蓬子、陈西滢、王平陵等四十五人为理事，周恩来、孙科、陈立夫等为名誉理事，并在成立旨趣中号召中国文艺界〝要用自己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敌寇、争取胜利〞，团结全国文艺界，不分党派、不分阶层、不分新旧，全都在抗日的大旗之下团结起来，为抗日工作而奋斗。”文协”的成员都是当时艺文界重要的代表人士，不分国民党、共产党，宣示文艺界对日抗战的同仇敌忾、团结一致；在”文协”之后，音乐界、电影界、美术界等全国性抗敌协会也都先后成立，戏剧界的活动在抗战初期尤其活跃。在”文协”的带动下，艺文界的抗战宣传活动一时风起云涌。
艺文界、戏剧界的抗日团结组织带来的影响力，促使国民政府在国共合作的协议基础下，成立统一组织，如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就是中央主管宣传重要的一个组织。
（四）军中剧宣系统
国民政府军队中的剧宣系统，也是抗战时期民间戏剧组织外重要的一环，包括了国防部系统及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系统 。
一九三七年底，国防部曾令师级以上各部队政治部，设立”政工大队”及”演剧宣传队”；一九三八年”文协”成立之时，根据国共合作抗日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政治部，由国民党的陈诚任部长，共产党的周恩来任副部长。政治部下设三厅，第一、二厅为原军委会政训处改编，主管总务、动员工作，第三厅则专司宣传，下分艺术、电影、国际宣传等处，由郭沫若任厅长，其第六处主管文艺、戏剧宣传，田汉任处长。在周恩来领导下，”第三厅”将各地流亡到武汉的文艺工作者和文艺团体组织起来，展开抗日文艺活动，巡回战地、街头宣传演出，举办各种讲演会和战地文化供应等，尤其是抗敌演剧队的组成及其活动，形成抗战初期蓬勃的文艺活动高潮。
二、抗日阵营的分裂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西移重庆，抗日作战由退守阶段转为相持阶段。继以汪精卫等人投敌倒戈、妄行曲线救国，日军在停止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同时，一面加强经济封锁，一面采取”以华制华”的政策；共产党藉长沙焦土政策后的赈济笼络人心、在国民政府内活动日剧、将国民政府的防共宣传为反共反人民，都为国共关系和政府人民间埋下不利因素，加以汪精卫又在南京建立伪政权、共军借口国民政府解散新四军的皖南事件等，国共对立的明争暗斗使的抗日阵营形成分裂，为抗日而组成的抗敌演剧队也受影响。
（一）汪伪政权
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对国民政府转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一九三八年十一、二月间，近卫内阁连续发表声明，改变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政策，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的”近卫三原则”，引诱国民党政府降日反共，并推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策略﹔积极扶持傀儡政权，发展伪军﹔加紧掠夺占领区内的人力、物力、财力。
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汪兆铭）主张与日本议和，公开投降日本，在一九四○年三月，以国民政府”还都”之名，成立南京傀儡政权（汪伪政权），因此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免去一切职务；国民政府在战争失利和共产党日益壮大的威胁中，及日本诱降和英美对日妥协政策的影响下，也从战争初期较为积极抗日转变为消极抗日，陆续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及秘密颁发〝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并确定以军事反共为主的方针，随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加上成立汪伪政权的汪精卫，出自国民党而与日本亲善，使国民政府被扣上坚持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帽子，国共关系生变。
抗日战争的相持、国共关系的改变，使原本因抗日团结、为抗日活动的抗敌演剧队，也产生内部矛盾。演剧队中的国共成员也为其分属政治立场暗自斗争，共产党的地下人员藉汪伪政权宣传国民政府的不满、不信任，执政的国民政府则积极展开对演剧队中共党成员的监控、清查，原本同仇敌忾、一致抗日的戏剧宣传活动也因此改变，成为彼此斗争的工具之一。
（二）皖南事变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新四军”企图控制京沪杭三角地区，乘国军调换防之际，集中兵力围攻，共产党借口此次所谓的皖南事件发动暴动，引发严重的国共内战危机。国民党政府只有再次对共产党采取压制行动，开始限制与取缔共党各种假借抗日的活动，政府当局虽然以军事强权压制共党的行动，却无法箝制其思想，反而引起反弹、助长其反抗与扩张，共产党在枪杆子上失败了，自然利用笔杆来作战。
政治的情势也影响戏剧的发展，国民政府对于抗战初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共产党地下组织所鼓动的文艺活动，不得不采取限制和镇压，部分共产党的文艺团体被改组或解散，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包括少部分演剧队)陆续移转到延安等地，留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大批左倾作家，则在共产党的安排下分散在重庆、桂林、昆明等少数几个较大的城市，继续共产党地下活动，当然也包括在抗敌演剧队中活动。
周恩来曾指示在抗敌演剧队中的共党地下组织，要：〝保存团体，相机工作；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学会交朋友，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也使共党份子有组织的继续在国民党的军队里活动，在剧宣队里扩张渗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