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群情激奋的国有企业改制问题。是的，郎咸平现在似乎不反对国有企业改制，只是提醒众人，必须在一种健全的监管制度下，在一个合理的法治背景下展开国有企业的改革。这是忽略因果关系的废话！事实上，正是国有企业的大面积存在，才导致我们的监管制度和法治建设不成气候。国有企业用一种产权模糊的、垄断的、反市场的方法，抑制了市场效率的提升，阻挠了社会公平的达成。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有企业不彻底走出阴霾，美好的监管和法治，难道可以从天上掉下来么？在这里，郎咸平第一次站在了常识的对面：企业和企业家才是推动市场进步的主要动力，一个没有企业和企业家支撑的社会体系，注定是一个乌有之梦。这正是这么多年国家反复强调首先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原因。
再说说他那危言耸听的新帝国主义言论。产业链阴谋，金融超限战，都是一些狭隘民族主义假象敌思维，但是今天这个世界的主旋律，却是合作共赢。这是一个贸易打造的世界，今天，一家标准的美国公司可以在中国畅行无阻，而一家有远见的中国公司也可以在美国登堂入室。今天，全球贸易再也不需要军队护卫，全球通行的产权制度和国际贸易体系有了普适性的规则。通过谈判桌取得对方的市场经济认可，比派出一支军队更有效果。相同价值观的文明国家之间，只有竞争，没有冲突，只有当文明遭遇野蛮，战争才不得已成为一个选项。在这里，郎咸平第二次站在了常识的对立面：谁都不会渴望战争，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所有文明的人们，都期待沟通与妥协、互惠与互利。这是已经形成的历史，也是正在发展的现实。我们要融入其中，也要时刻审视。这既是一个知识人的学术立场，也是一个具体的经济人必要的生活态度。
第三看看他的大政府主义，看看他不断呼喊的政府强势干预经济的主张。必须强调一个基本的经济学理念，凡是政府强势的地方，私人经济必然凋敝。有人罗列过几组基本的数据，中国每年的GDP增长数据中，70%来自于以私人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最直观的数字指标，当属就业人数，每年来到城市寻找工作的超过 2亿的农民工，90%都在私人企业里就业，每年600万大学毕业生，70%也是在私人企业就业。如此巨量的经济贡献，按照一般的常识，应该是继续扩展市场，发展私人企业和民间资本，而绝不是郎咸平的所谓大政府主义。
历史作证，政府一直在试图掌控所有的资源，到文革时期，政府甚至干涉到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我们曾经因为在屋后种植了几行白菜遭受批斗，也曾经因为睡了一个姑娘被逼着向组织向领导汇报，我们曾经被要求穿统一的衣服，留统一的发型，如果不是思想生长在每个人的内心，相信我们的政府早就给我们每个人安装了一个思想控制器。仅仅就经济而言，政府曾经管住了我们每个人的口粮和布匹，一个小卖部也必须冠以国营供销社的头衔，我们的国家是不是由此变得强大呢，我们的生活是不是由此变成了小康社会呢？可以肯定的认为，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的一些进步，主要原因就是政府退出部分市场，让民众自由竞争。哪个行业政府退出得早，退出得彻底，哪个行业就繁荣昌盛；哪个行业政府牢牢把控，哪个行业就会效率底下，腐败丛生。在这里，郎咸平第三次站在了常识的对面：政府和个人权利从来就是一对矛盾，那些期待大政府大福利的人们，早晚有一天会发现，你们会因此得不偿失，你们不仅无法得到房子和美食，你们还会因此丢掉宝贵的个人自由。
第四看看郎咸平所谓的“6+1”理论。没有哪个国家、哪个企业天生就愿意做别人的加工厂，没有谁愿意把一件产品90%的利润让给品牌和技术拥有者，自己只赚10%的材料费和人工费，也没有谁不渴望拥有主动定价权，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在品牌构建、核心技术和渠道建设都被国际大企业占尽的背景下，盲目追求品牌和技术，就是一种新的大跃进思维。在这里，郎咸平第四次站在了常识的对面：国际产业链的构成，是一种自发的经济学分工，这里没有战争，没有抢劫，没有巧取豪夺。中国处在整个产业链的低端，是一种自发的、暂时的次优选择，要想走出低端产业链，需要时间，需要积累，需要每个中国人具有自由思考、自由创造的空间。
必须承认，中国从来都是一个常识稀缺的国度，当我们没有基本的价值判断，所有的数据，所有的理论，所有的工具，都可能指向更加错误的地方。我想说的是，郎咸平故意与常识为敌，而他的那些热情的读者们，更是不知道常识在哪里。上个世纪80年代，李泽厚先生提出了“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分析框架。这样的学术思想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历史解读。在李泽厚看来，“启蒙”是指对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的接受和传播；救亡则是“追求独立和解放的民族运动”。对处于战争年代的中华民族而言，“反帝”、“救亡”的思想理所当然占据了上风，科学与民主的启蒙在很长时间里处于压抑的状态。一直到今天为止，这个国家依然是一种救亡思维，启蒙之路尚未真正展开。当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国家纷纷奔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当所有追求幸福的人们都在呼喊权利和自由的时候，太多的中国人仍然深深陷在愤怒的家国意识和敌对情绪之中。
我不知道郎咸平懂不懂这样的历史变迁。曾经听人说，有位知名的媒体人问郎咸平，为什么说那么多违背常识的话，郎回答，不这么说，没有人听我说话。我想，事实上郎咸平是知道中国普通民众的知识结构和话语模式的，他知道蚂蚁一样的人民，喜欢听什么。一群没有常识的听众，注定只能倾听更加没有常识的话语，站在高处的郎咸平收获人民币，站在低处的粉丝们，收获一种廉价的宣泄。常识依然在遥远的地方，人们将依然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依然站在这个时代的边缘地带，喷洒更加廉价的口水，然后在愤怒与疲惫中沉沉睡去。
现在，我想对那些破口大骂的人们说，我和你们一样愤怒！如我，暂住在北京，没有人给我发工资，也没有给我社会保障，今天不劳作，明天可能就失去了口粮。我看见有人醉生梦死，看见有人拖着自己的小摊，被城管追得无路可逃。那么让人惊讶的贫富差距、那么多司空见惯的腐败、那么多匪夷所思的冤假错案、到处可见的环境污染、随手可遇的信息遮蔽，可是我告诉你们，郎咸平种种违背常识的所谓学术观点，不仅不能拯救我们，反而会加重我们的苦难。郎咸平扛着由你们捐赠的人民币，可以打着饱嗝回到香港、回到台湾，可是我们却要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寻找幸福，寻找自由。我们需要回到常识，需要找回我们自己的权利，清晰的产权，清晰的知情权才是我们活着的尊严与理由；我们需要自由迁徙，需要自由言说，需要自我反省，需要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所有这一切的一切，郎咸平那些呲牙裂嘴的演说，那些虚张声势的书本，都给不了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