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1月，我吃过一次饱饭，偷过一钢精锅的粥，是这政府赈救灾民的粥。
吃食堂后仅仅两个月，粮食就吃光了。我们只能挖胡萝卜吃。吃完胡萝卜便吃胡萝卜缨子，接着便吃野菜。射阳是滩涂地带，庄稼没了，草还是长，从新洋农场到大海边，是一眼望不尽的盐碱地，很多野草生长得很旺，马荠菜、盐蒿菜，盐蒿种，都能吃。在射阳，吃不饱肚子是常有的，而饿死人还是很少的事。
到了秋天，建湖死人的消息不断传来。我们老家所在的严桥村饿死了好几个亲戚。处在死亡边缘的人只得逃到海里来，海里有野菜，野菜吃了有毒，可毒不死人。我们家在建湖的亲戚多不少人家都来了，一住就是三、五个月，他们住在我们家，一边要饭，一边拾草。祖父母接待的是李家的老亲，而我们家接待的多是母亲这头的亲戚。
不久，灾民越来越来多。这些灾民都是从江苏中西部过来的，是高宝兴泰一带的穷人。高邮、宝应、兴化、泰州，是江苏中部的湖泊地带，土地肥沃，水源丰沛，饿死的不该是这里的人。然而在三年灾害时期，这里显得格外的穷，因为人口稠密，这些人吃不饱饭，像蝗虫一般顺射阳河、黄沙河、新洋河流到海边。
这些人到来，为射阳带来了混乱。要饭的挨家走，这一个刚走，那一个又过来，街面上要饭的人比兴桥街的人还多。他们破衣烂衫的，拖一片，挂一片，总是贴着房檐走，饿急了便到人家屋里偷，偷饭、偷米、偷钱。大队派民兵在街上巡逻，见到有打架就抓起来，押送到轮船码头上。第二天一早用船运到上冈、建湖去。
我的大舅在被上面派到南京挖煤，大炼钢铁去了，大舅母领着孩子要饭，早上出去，天晚才回来。要的饭，第二天在太阳下晒干，再带回去，有的饭都馊了，她们也舍不得扔掉，用水洗一洗，再晒干。他们要来的饭，常常比我们家的饭还要好。我说要跟大舅母一起下乡要饭，母亲听了，非常惊讶，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我祖父是特别要面子的人，从来不许说没有饭吃，如果孙子出去要饭，不把祖父的面子丢尽了？大舅母连声说，孩子，你不能这么做。我们是没法子才要饭吃的，只要有一点点办法，哪个好意思仰脸求人呀？
饥荒开始也就是半年时间，上面了解情况陆续开始拨粮食下来了。听说，下面不断向上面反映，死的人太多了。兴桥是逃荒人集中的地方，政府在兴桥开始煮粥给这些逃荒的人吃，吃过一顿饱粥以后便把这些人赶走了。兴桥油米加工厂的院子就在我家隔壁。在一个阴气较重的黄昏，公社、大队的干部把这些灾民集中起来训话。要求他们回家好好劳动，不要好吃懒做。有的人叫喊，不是懒做，是饿死人才出来的，这时，大家都等着吃热粥，一个个眼睛像饿狼似的盯着粥桶。有人拉着叫喊人的衣服，不让他再磨蹭下去，省得干部又说半天话。粥桶很大，要等这些灾民排成整齐的队伍才开始舀粥。粥煮得厚厚的，我们隔着玻璃看得口里发酸。
望久了，眼睛也酸酸的。眼前突然模糊起来了，有人挡住了眼睛一看，是大舅母过来了，她端着满满的一碗粥过来了。看没人注意，她把这碗粥递过玻璃窗户，我楞了一下。大舅母说“快，拿个钢精锅”。我愰然大悟，知道大舅母是给我们家偷粥哩。我省悟过来了，马上回身把钢精锅拿过来。把这碗厚厚的粥倒在钢精锅里，接着大舅母又去盛一碗，跑了好几个来回，钢精锅里也有大半锅了。大舅母一趟趟的跑，因为盛粥的有两三个桶，这边吃完可以到那边去打，民兵们没有发现这个秘密。大舅母很高兴，每盛一碗粥来，便咧开大嘴笑一回，我们弟妹几个便很紧张地把粥传递着倒在自己家的锅里。母亲舍不得吃这么厚的粥，舀点水和上，吃了好几天。
这些灾民被关在油米厂的院子里，晚上也不让他们出来。都登记造册，按上手印，要求每个人回去保证不再出来逃荒。第二天天不亮，便由民兵押着到黄沙河北边的轮船码头上去，这些船是到上冈、建湖去的。最远的是高邮、宝应，一直地把他们押送回家。有的不肯走，瘫在地上叫喊着说：回家就饿死了。民兵就用绳子把他绑起来，硬拉上船。也有的上了船又跳别到河里。再游上岸的，岸上人民兵就用竹杆打。后来有老人劝的，不能打，这些要饭人身子弱，会死淹在河里的。想起来，那时候的农民们也是太老实了。政府要办公共食堂，大家也就办了，农民乖乖地交出了粮食。政府停办食堂了，老百姓就回家吃饭去了。政府押送他们回家，也就走了，老百姓也沒有上访的。
在那阶段，我们偷吃了赈灾热粥两三次。每次都保密得很好，怕传出去干部对我们家印象不好，祖父也不知道这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