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面临的更大挑战还是汇率的市场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的威胁。
当中国政府试图推行人民币国际化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一些发展中国家（印度和巴西是显然的例子）对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的汇率来增加出口竞争也有不满，暗中支持美国向中国政府发难。
货币是促进交换的媒介、衡量和比较价值的工具、借贷和未来支付的信用凭证以及储存财富的手段。币值的稳定是所有这一切的基础。自从货币从金银货币演变为法律货币（或纸币）后，货币的实际价值和表面价值发生分离，货币作为表述财富总量的符号，也经常发生扭曲，一般是货币的发行量超过实际的财富，带来货币贬值或通货膨胀。人们也因此容易产生货币幻觉，把货币的表面价值当成实际价值，将金银货币和法律货币混为一谈。
人民币面临的一系列挑战，首先是美国等一些国家认为人民币的定价，尤其是盯住美元的做法，人为地压低人民币的价值。人们很容易根据购买力平价（PPP）和汇率算出的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差异判断一国的货币是高估还是低估了。一般认为，人民币被低估了40%。1980年时，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是1.5:1；到1991年变为5.32:1; 1994年升到8.62:1; 2002年7.97:1, 今年调低到6.83:1。美国方面认为中国应该回复到1990年代初的汇率。
在目前世界经济陷入普遍萧条的时候，美国显然试图利用人民币贬值来推动美国产品出口，部分解决中美贸易之间的巨额逆差。中国作为一个以制造产业为中心、以出口为基本战略的经济大国，显然也不愿意过多地调整人民币的汇率，带来出口下滑和加重经济危机。日本政府在九十年代以后面临长期的经济下滑，在中国的许多政府官员和学者看来是与美国强制日本货币升值有关的。所以，中国不愿重蹈覆辙。
但人民币面临的更大挑战还是汇率的市场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的威胁。美国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如果中国政府允许资本自由流动，人民币的汇率自然会由国际资本市场的供求关系来调剂，人民币与主要的货币会产生自然汇率。但中国政府在目前的情况下没有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的任何打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Mundell）提出过著名的“三元悖论”：任何一国一般只能在经济自主、资本自由流动和固定汇率中求得两项。美国追求的是前两项，而放弃第三项，把汇率交与国际外汇市场自由定价。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自然也想维持经济自主权，同时中国政府又想通过操纵汇率推进出口，所以中国就牺牲了资本自由流动。
为什么中国不愿意资本流动自由化？官方的说法是担心国际热钱造成金融投机和带来金融风暴，从而破坏中国的金融安全。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加深了中国政府的担忧。事实证明，许多资本流动自由化的东亚国家成为国际货币投机的牺牲品，一些国家经济几乎丧失半壁河山。但中国作为第三大经济体和外汇储备最大的国家，为什么还如此多虑呢？其实中国政府最大的担忧是资本外逃。
在讨论中国“经济奇迹”时，人们很少谈论政府的“造币收入”（Seigniorage）。正如前面提到的货币幻觉，由于印制钞票的成本极低，政府往往通过大量印制钞票换取人民的服务和产品，然后通过不断的经济货币化、通货膨胀来降低货币的实际价值。造币收入和通货膨胀成为中国政府对人民隐形的税收。疯狂运转的印钞机已经带来人民币的疯狂。例如，1978年，中国发行16亿人民币，相当于GDP的0.5%；1993年，增加到1.5万亿，相当于GDP的4.4%。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流通货币与GDP的比例是支付体系高度发达的美国的6.5倍。衡量经济货币化的M2/GDP(广义货币量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在1978年是31.98%，1993年是110.92%，2003年是187.9%， 2008年是157.97%。与国际相比，2006年美国的这一比例只是53.5%， 英国是107%，欧盟是80.2%，印度只有21.1%。所以，中国政府正沉溺在滥发人民币的危险赌博中。
之所以政府能够用纸币来掠夺人民的服务和产品，是由以下几个因果链造成的：因为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需求，中国家庭有高储蓄率。从1978年家庭储蓄210亿（相当于5.8%的GDP）发展到2007年的21万亿（相当于GDP的72.6%）。由于中国金融产品还未发达起来，这些钱绝大多数进了国家银行，供政府随意挪用。中国三十年改革最大的失败是政府财政“硬约束”未能建立起来。所以，政府可以大手大脚任意挥霍。照国际标准，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由于烂账呆账早已破产无数次了，但中央政府几次救赎，银行危机没有爆发。如果中国人民可以把钱存入私人或外资银行，如果资本可自由流动，中国国有银行将面临灭顶之灾。如果中国的储户某天意识到自己的存款早已被国家滥用，开始提取现金或把钱藏在床底下，中国银行危机和金融危机就会来临。对中国政府来说，这才是人民币的最大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