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美国债券市场在经过2009年的反弹后收益率已显著下降。6月上旬,巴克莱资本美国债券综合指数(Barclays Capital U.S. Aggregate Bond Index)收益率仅为3.2%,已接近40年低位。
目前国际债券市场仍面对诸多的不确定性,如未来利率向上调整、国家债务危机蔓延、经济和企业盈利能力恢复会否因此受阻等等。就债券型基金经理而言,许多人正以不同方式准备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比如面对市场利率上升,债券基金的收益率自然也会随之上升,基金经理仍可以调整组合至利率更高的债券,或者多配置一些短期利率变化敏感度相对较低的品种。对于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和丹•福斯(Dan Fuss)来说,面对上述挑战他们也有自己一套截然不同的风险管理办法。
比尔•格罗斯派:全球经济未来危机四伏
Mohammed El-Erian在最近PIMCO论坛中表示,全球经济正走在一条陌生的道路上,该道路是通向一个不稳定的地方,道路崎岖不平,危机四伏,而且人们已启用了“备用胎”。
比尔•格罗斯和他的PIMCO团队是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未来仍抱较悲观态度的代表者。他们认为,希腊债务危机只是欧洲问题的冰山一角。
像格罗斯这样对全球经济结构性复苏或者发达国家债务问题心存担忧的基金经理们,已经削减投资组合中与信用敏感度较高的且在去年表现强劲的债券品种。在格罗斯管理的PIMCO总收益债券基金中,已明显降低投资级别的企业债券比例。同时,他也降低了有政府背景的房地产抵押债券比例。同时把组合调整至受利率上升压力较小的品种,包括德国、加拿大、巴西债券。截至今年4月,该基金持有7%的新兴市场债券和13%的国家财政较稳健债券。
虽然属于中期债券基金类别的众多基金经理也持有与格罗斯类似的顾虑,但并不是很多人能像格罗斯那样可以兼顾海外市场,大部分中期债券类基金主要投资美元企业债,仅有7%的组合资产投资海外债券市场。因此,当这些基金经理在削减2009年和今年年初大幅攀升的高收益债券(包括企业债、住宅抵押债券、资产抵押债券等)的同时,也可能提升其持有美国政府担保的债券占投资组合的比例,风险由高收益债券转向信用风险较低但利率风险较高的品种。虽然这类债券的信用度较高,但它们对短期利率的变化也是极其敏感。一旦短期利率发生变化,该类品种也会将基金拖进风浪中。
丹•福斯派:对经济稳步复苏很有信心
与格罗斯派相反,部分基金经理对经济稳步复苏很有信心,他们认为债券收益率的上升是目前债券投资者需要面对的主要风险,因此将投资组合由利率风险转向信用风险。从收益率方面看,信用债经过2009年历史性反弹后,收益率已明显下降,但仅从收益率考虑并不全面,企业基本面的改善其实降低了企业违约风险,评级机构更偏向提高企业债的信用评级,目前处在信用周期中的利差缩少期,这与2006-2007年金融危机前不一样,当时基本面开始恶化,利差极少。
此外,信用风险较高的债券价格也能抵御收益率上升。由于与国债存在400-600个基点的利差,这类产品在利率上调时具有一定的安全垫抵御利率的提高。另外,高收益企业债的波动并不一定与国债一致,因为短期利率上调通常发生在经济恢复、通胀预期强烈时,在此环境下市场有选择高收益债券的倾向。
杠杆信贷、银行信贷可提供更直接的利率保护渠道。这类产品的利息收益会根据短期利率如LIBOR定期调整。虽然这类产品背后是背负债务的企业,但在企业破产时这类产品在净值分配上会优先于一般债券持有人,因此也相对安全一点。
运用信用风险来抵御利率风险的代表要数管理Loomis Sayles债券基金的丹•福斯和他的团队。近期,他们的投资组合除了不断积累高收益债券外,也转向一些能提供资本增值的领域,例如商品货币债券(澳洲、加拿大和新西兰元)以及可转债。与普通债券不同,可转债的价格波动与其相关正股价波动有密切关系,正股价上涨也会带领可转债价格上涨。
以上不同基金经理所偏向的投资策略均有其利弊。前者的风险在于短期利率的上调将导致高质量利率产品受挫,后者则要面对经济再次掉头向下,或者担心发达国家主权信用风险而导致资金回流安全产品的可能性,从而加大信用风险。无论采用何种策略,投资者在投资中要了解所采用策略的逻辑的合理性和利弊,这样才能帮助投资者认识组合自身的风险,降低投资中受风浪冲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