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行路难---平民自传）
一百二十五
这真是个思想急遽变化的年代，有的人对政策把握得准，看到邓小平重新执政后的新思路，对过去一些受害者充满了同情，敢于大刀阔斧地落实政策，同时也有一些 人，顽固地坚持暴政时期的守旧思想，明里不敢说，暗中却在抵制，他们认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是走向了修正主义……然而，不管怎样，更坚定了我要出狱 的信心。尽管没有一家机构给过我有利的答复，总是相信，自由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前案的平反，曾使我痛苦了很长时间，现在正在慢慢平复，毕竟它对后案是有利 的。
月底的一天下午，正在做生产月报，汇总一个月的基本情况，同时还要写个生产报告。只觉得有人坐在了我的对面，边写边问：“有事吗”?眼睛却继续盯着纸张， 我以为又是写申诉的人，来向我要复写纸。对方却没有回应，这才放下笔，抬头一看，竟是雷小厚，吃了一惊，忙问道：“小厚，怎么会是你啊，”说着便站起身 来，“你不是回去了吗，怎么，还有什么手续没办完”？“没有，我是来申请留厂的”！“留厂，当二老改”？“是的，这是我唯一的选择”。接着，他向我介绍了 回到县里四处找工作，没有一个单位肯接收的情况，现行的用人制度和人们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戒心，他只好回来申请留厂，使学过的东西能够派上用场。报纸上经常 讲，当前处于人才的青黄不接期，一个有着多年工作经验的大学毕业生，却找不到出路。我们彼此感叹了一番。接着问他：“伯父伯母还好吗，二老的身体怎么 样”？他摇了摇头，眼里噙满泪花，声音低沉地说：“母亲前年就去世了，一直瞒着我，父亲已快八十，回去那天，他拄着拐杖站在门外，竟然认不得我，我喊了一 声‘爸’，他一动不动，愣愣地看着我……”，说到这里，早已泣不成声，我也陪着他不住地掉泪。
雷小厚是在上大学期间结婚的，妻子是高中时的同学，入狱前生 了一个女儿。妻子在农村当民办教师，十几年来，边教书边种地，一方面养活着公公婆婆，另一方面还几次利用假期，由河南来山西为丈夫的案子奔波，说来也是一 位贤惠忠厚的女子。我虽未见过，却常常叮嘱雷小厚，将来回去后，一定要加倍补偿妻子，十几年来，她为丈夫一家付出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现在，雷小厚要来留 厂，看来，他们仍然要两地分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总得为生计作出必要的牺牲啊！
很快，雷小厚被安排在工务组，继续搞设计工作，身份发生了变化，按监狱方面的规定，留厂人员要和在押人员有明确界限，可事实上很难办得到，每有闲空，我俩仍在一起长时间地交谈。一起受难许多年，尤其是狱中结下的友谊，岂能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一百二十六
临近年底的一天下午，我正在给初中班上课，突然有人敲了几下窗户，原来是一中队的齐昌，他是大同人，也是判的“现行反革命集团”罪，那一案，听说是雁北地 区的第一大案，当时就处决了九个人，齐昌判得是死缓，和我一样，属于虎口余生。他告诉我，已经获得平反，马上就要走了，他还不忘安慰我：“愿你也早日获得 平反，外面见”！齐昌一走，学员们一起拥向讲台，询问齐昌的情况，课也无法继续讲下去，幸亏那时离下课也就几分钟了，大家都为我鼓气：“你也快啦”!我感 激地望着同伴们，不知谁说了一句：“但愿你给我们讲得也是最后一课”！“最后一课”，我猛地一惊，因为这天讲得正是法国作家都德写得《最后一课》。第二 天，大队真的通知我，暂时停课，因为年底工作很忙，许多盘点工作必须尽快安排，而且还要汇总。谁想，这一停课，真的成了我给他们上得最后一课，过年后，不 知什么原因，久久未能开课，直到我离开这里。
前面说过，工务组除了调度员、统计员、发料员和会计外，另外一半属于工艺方面的人员，负责全大队的技术指导和监督工作，雷小厚管设计，由模型组新调来的范 摩西，接替了马锦章，专管模具方面的事情，张进忠仍在车间里巡视，还有一个三十三四岁的人，名叫王祯，新近由二中队调来，专门负责泥芯方面的事务，因为他 原是二中队的一个组长。刚入监时，我们并不认识，后来慢慢才知道他和我竟是同案。原来，王祯一家系偏关县人氏，地主成分，土改时逃到了绥远省的归绥，即后 来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文化大革命”时，王祯刚刚高中毕业，失去了升学的机会，那时刮起了一股清理城市阶级队伍之风，他随父母被撵回原籍。一切都是从头 开始，生活十分困难，王祯便常常回到呼和浩特，找往日一些同学，企图找到一份工作，哪怕是临时工也好。就在他徘徊于呼和浩特的街头之时，一个偶然的机会， 认识了陶继舜，二人相约贩卖马匹，那时称为投机倒把。有一年春节过去不久，陶继舜主动到偏关县找王祯，准备搭伴前去内蒙，在王祯家住了一宿。
案发后，王祯 作为陶继舜的重要成员被判死缓二年，其父竟成了窝藏犯，判了无期徒刑，其母无奈，还有两个幼小的孩子，只好改嫁到平鲁县一个光棍人家里。三年前，王祯的母 亲前来看他，见面时，整整哭了一个下午，未能说上一句话。临近下班时，管教干部看着实在可怜，嘱咐王母，先出去住下，等心情平静后，次日上午再行接见。第 二天，母子总算说了几句话，然而总是不断地哭泣。从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王祯很少说话，整日愁眉不展。十几年来，我的母亲几次来信说，想来看我，都被我 严词拒绝，就是怕见了面更加痛苦。看来，我是做对了。我和王祯，为避嫌疑，平日里很少一起交谈，加之我比他大七八岁，彼此的关系，远不像我和雷小厚那么亲 密无间，无话不说。
转眼间，到了一九八二年，三月末的一天，又是刚刚做完日报表，正准备起身给各部门去送，王祯走了进来，紧紧握着我的手，深情地对我说：“我要走了，大约你 也快啦，最多也就三两天吧”。“是不是彻底平反”？“还不太清楚，大队只通知我收拾东西，马上走人”。我拿起报表，和他一起走下楼去。下午，雷小厚进来告 诉我，中午他和王祯一起在街上吃饭，看了判决书，全案彻底平反。至此，我的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第二天上午，丁大队长领着一个刚入监不久的中年人来到 工务组，要我向他交接统计工作，同时要求把零件生产调度和模型库房的管理工作交给侯来小，看来，我也真的要走了。
早在年前，省高级人民法院来过两个人，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带着一名二十几岁的青年男子，共同提审了我，由此得知，我的案子已经调往省高级法院，毫无疑 问，县里的阻力太大了。他们整整问了一个下午，结束时，要我把笔录带回号房，仔细核对，检查有无记错的地方，如果记录与实际有不符处，当即改正，并摁上手 印，次日上午交出。这与我判刑时有着很大的不同，那时，谁知人家记了些什么，只让摁手印，不让看所记的内容。时代变了，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规。事后得知，那 位中年妇女，是省高法刑二厅的负责人，专门负责核查旧案。
王祯走后，我急切地盼望着通知的来临，几天过后却没有一点动静，急忙写了一封信給大妹，让她赶快到省高法询问一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同一案子，总不能平 反一部分人，另一部分不管了吧。看来，我们县的阻力确实相当大。一直到四月中旬，监狱方面才接到朔县法院的通知，我得以平反获释。临出来时，雷小厚帮我扛 着那个小木箱，里面装的全是书籍和杂志，出到外面的办公楼前，放下携带物品，他回过头来，指着适才出来时的两扇大铁门，声音异常低沉地对我说：“记住，它 是埋葬我们青春的坟墓”！是啊，我们的大好年华，在这里度过了十几个春秋，昔日的青丝如今开始花白。平反，虽说是一件大好事，是人生旅程中又一次大的转 折，然而却怎么也没有那种大喜过望的感觉。每每想到过去的种种遭遇，总有一种酸楚的滋味梗在心头。从管制到住监狱，前后十七年的岁月，卑躬屈节地活在“无 产阶级专政”的强力压制下，逆来顺受，任人摆布。所以能苟活到现在，回想起来，很大程度是因着我那可怜的母亲，要不是怕她更加伤心，更加绝望，或许，我也 像许多不堪折磨的血性男儿一样，早已主动离开这个苦难的世间了。
第十二章 归来
一百二十七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六日下午，我和同案王子义一起，乘火车回到了阔别十二年的故乡。列车快到朔县车站前，从车窗里望着恢河西岸的几个村落，姥爷院里有一棵老 榆，是远近十几里内最高大的树木。那年离去时，也是从车窗里这样向西怅惘着，对于是否能活着回来，心里根本没有底。朦胧的意识里，觉得灾星陨落后有重回故 乡的可能，但繁重的劳役和思想上的苦闷，能否活得下来，还是个未知数呢。现在，终于回来了，使劲张大眼睛，却再也望不见那棵冠盖如绿云的大树了。是枯死 了，还是砍倒卖了？不得而知。四年前，先是姥爷，接着又是姥娘，他们在同一年里先后去世，只相隔几个月。难道，陪伴二老一生的那棵大树也随他们走了？……
就在我做着种种猜想之时，列车进站了。还是十几年前的老样子，几乎没有一丝变化。走出站外，早有两个年轻人迎了上来，那是王子义的两个弟弟，推着两辆自行 车来接我们。取出行李后，两个年轻人把我俩的物品绑在后架上，四人一起向城里走去。即将落山的太阳迎面发出刺眼的光芒，城里的街道上还是当年离去时的那个 样子，很少有新的建筑物。十几年来，城市也像穷困的乡下人一样从未换过新装，这里修修，那里补补，最后成为鹑衣百结的样子。路面上满是尘土，幸好是个没有 风的日子。一路上，一面打量着街道，一面不断地回答着王家兄弟的问话，渐渐走近了大妹的家。这时，恰好碰上妹夫李清秀担水，他一眼认出我来，劈口问道： “下了站去了哪里，我咋没有看见你们”？原来，他也到车站接我去了，可能是迟去几分钟吧，那时我和王子义都在托运室取行李，因为我们所带的东西超过了火车 规定的重量，办了托运，王子义的两个弟弟在门外等着，他们互相并不认识，因此错过。李清秀把我们一行领进门，放下行李，一齐坐了下来。这时，他吆喊院里一 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小峰，快找你妈去，你大舅回来了”。同时把身旁一个八九岁的女孩介绍给我，女孩一点也不怯生，声音宏亮地叫了一声“大舅”，我拉过她 的手，抱起她，和她挨挨脸，她不住地笑着，看得出来，思想上早有准备，知道这位从来未见过面的大舅要回来了。
大妹回来后，一进门便哭了起来，待她平静下来后，外甥把他二姨也叫过来了，她是去年出嫁到城里的。看到二妹，几乎不认识，走时她才十二岁，如今已成了二十几岁的少妇，变化自然很大。
坐了一阵，王家兄弟要走，妹妹和妹夫执意要他们吃过饭后再走，于是两人忙着烧火做饭。我和王子义原先并不熟，他是陶福成那村的人，判刑后一起被解押，路上 渐渐熟了。到了监狱，他在二大队机加工车间开车床，我在一大队翻砂，每天上工后各自忙着，几年时间很少见面，更无机会交谈。后来这几年，我在工务组干统计 和会计的工作，和他们队有着业务方面的往来，加之最后两年，他在六中队也当了会计，我们才有了较多的接触机会。
晚饭后，王家兄弟急着要走，谁也不再挽留，家里父母一定在焦急地等着呢。他们趁着月色，匆匆走了。
入夜，妹夫在外屋临时搭起一个床铺，十点以后，他便睡去。我和大妹、二妹以及三个孩子挤在里屋的炕上，先是孩子们不住地问我监狱里的生活情况，看得出他们 都很好奇，甚至连快满一岁的二女儿也爬过来，坐到我的身上，不时笑着看我，妹妹的三个孩子，都是第一次见面，外甥小峰是我被捕那年不久出生的，算来整整十 二周岁了。大妹一家，住着两间东房，是李清秀的爷爷留下的遗产。李清秀从农村插队回来，在火车站干了几年装卸工，后来终于找到一份固定的工作，在县城酒厂 上班。大妹和孩子们还都是农业户。这几年，市场管理得有所松动，她便贩卖衣服，仍是半明半暗，不能正式摆个摊子，只好东一枪西一炮地和工商局的稽查员满街 周旋。人们的思想不可能很快扭转过来，依然把这些人视为投机倒把分子。
夜深了，孩子们都已入睡，从外屋传来妹夫的鼾声，格外响亮，我和两个妹妹却没有丝毫的睡意。这是一个宁静的春夜，房间里始终亮着灯光，大妹说一阵哭一阵， 讲述着当年我被判刑时的种种情景。她说，头一天母亲就来到她家，饭不吃，水不喝，只是哭个不停，有时一个人站到街上，怔怔地呆在那里，谁也叫不回来，妹夫 怕老人家出事，几次求助于儿时的好友，同院里一个姓郭的人，此人参与过对我的审问，当时正在军管组工作。在妹夫的再三央求下，他很不情愿地透露了一点消 息，可能死不了。妹妹又及时劝告母亲，她方才安静下来，那一夜，也像现在这样，母亲和大妹一直未曾合眼。死不了，这消息究竟可靠吗？她们仍然将信将疑，是 人家为了安慰老人故意这么说，还是真的就是这样，谁也难以断定。直到第二天宣判完毕，我被拉回法院，母亲远远看着，还在不住地痛哭。那时，我被两个士兵摁 着头，匆匆走进院里，并未发现她，只在下车时看见了二弟，也只是瞅了一眼罢了，脖子里、嘴里都被绳子紧紧地勒着，发不出声音来。妹妹和二弟把母亲连架带 拖，好不容易弄回家里，她早已疲惫到了极点，只喝了几口水便昏昏睡去……
听着大妹的哭诉，除了陪她掉泪，还能说什么呢？我给母亲带来的痛苦，今生今世怕也难以弥补。自父亲去世后，她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曾经有人劝她再 嫁，她怕孩子们跟上受气，硬是坚持着，在我们那个“四类分子”的家庭中，受尽了人世的折磨，我的被判，无疑对她是沉重的一击。在我走后，她终于承受不住各 方面的压力，嫁到一户贫下中农的家里，摆脱了那种人为的压迫。可我知道，她心里一定很难过，她是属于守旧思想的人，深心里会觉得对不起死去的丈夫。再说， 嫁出去即使暂时摆脱了村干部的欺负，她能舒心吗？只要我一天不回来，她就一天不会安下心来，我是硬从她心头上割去的一块肉啊！
这一夜，我们兄妹之间，真不知有多少要说的话，十二年的生离死别，十二年的漫漫长夜，十二年的彼此想念，十二年的流不尽的泪水，要想一夜倾诉完毕，那是不 可能的。快天亮时，二妹又对我讲起母亲改嫁后第一次过年的情景，继父从林场回来了，大家像往年一样，贴上对联，院子里用大块炭垒了一个旺火。半夜时分，继 父和二弟、三弟在院里燃起旺火，轮流搧着，母亲在炕上早已哭得一塌糊涂，两手抖动着到处乱抓，二妹明白，她一定是想起了从前我和弟弟们搧旺火的情景，心里 涌上一股酸楚，可又不能发作出来，只能强忍着，因为这是春节，是传统的合家团聚的日子，如果哭出声来，继父那方面，还有人家八十多岁的老母亲，肯定会认为 不吉利，即使嘴上不说，心里一定会不高兴。母亲一向是非常自觉的人，处人办事从不想给别人留下话柄。后来，二妹发现炕角里到处是血，方才意识到是母亲手上 流出来的，她为了控制自己的感情，两手狠劲在席子上乱抓，以致把手指抓破都不知道，二妹急忙为她包扎好。等到继父回到屋里，问她怎么了，她只轻声说不小心 划破的，此后渐渐恢复了常态，但却很少说话。二妹说，那个年过得实在很沉闷，大家都不开心，一点喜庆的味道也没有，继父似乎也理解她的难处，并未说什么责 怪的话。
听了二妹的叙述，我早已泪如雨下，泣不成声。土改时，爷爷、父亲、二叔都远走口外，奶奶和母亲领着我和三叔四处乞讨，后来奶奶和三叔也走了，我们母子相依 为命，受尽了人世间的苦难。再后来，父亲回来了，我们才过上安宁的日子，但好景不长，几年后他又重病缠身，不久就去世了。母亲硬是独立支撑着这个破碎的 家，我回来后，她才有了依靠。谁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又一次遭难，因着我，她的精神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煎熬。亲戚们都说，跟上这个土地主的家庭，最倒 霉最受罪的就是母亲和我，这话可真一点也不假！
一百二十八
回来后的第二天，马上给二叔寄了一封信，向内蒙方面的亲人通报我已平反，接着准备到村里去探望母亲。大妹却说，这两天二弟雇了几个工人正在券窑，弟妹快要 生孩子了，母亲忙着给工人们做饭，可以晚通知她几天。我想也是，以免影响母亲的心情。就在给二叔寄信回来的路上，与三妗不期而遇，她是进城来买东西的。三 妗没有多少变化，只比先前老了一些，远远就认出了我，显得十分高兴，走到面前时，紧紧抓住我的手说：“你妈总算把你盼回来了”说起母亲，她眼里流出了泪 水，不住地用衣襟擦着，三妗和母亲的关系，一直像亲姊妹一样。她问我住在哪里，我告诉她暂时住在大妹家。下午，三妗的两个女儿也来看我。当年离开时，两个 表妹尚未出嫁，如今都已成家，有了孩子，她们都住在城里。傍晚时分，三舅从神头镇赶回来看我，“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因为参与赌博被抓，随即牵连到他的 历史，在阎锡山的部队里当过四年兵，遭到学校的开除。近几年落实政策，认为当时处理过重，又重新返回学校当了管理员，那时参与赌博的人很多，只开除了他。 他所在的学校也由神头高中升格为雁北师专。听说，三弟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现在在一所煤矿子弟学校当教师。三舅永远是个乐观的人，天大的事从不放在心上， 进门后，满面笑容地看了我一眼，脱口而出：“你回来了”？“回来了”，我答道，随即问他：“你咋知道得这样快”？“你三妗给我捎话了，我马上就骑车赶了回 来”。
此后，我们彼此询问了对方的一些情况，后来竟说到当年判我时的情景，他说：“你那时真危险啊，后来听你四舅说，当时先交群众讨论，初步确定杀六个， 后来核心小组定了四个，其中有你，报到了省里，那时，杀人权已经下放到省里，只要一批，马上就可执行。恰在这个骨节眼儿上，中央又下了‘三个照发’，据说 是先前下的‘三个照办’杀人过多，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三个照发’我也不知道具体写了些啥，反正是可杀不可杀的就不杀了，你的命就是这样被留了下 来”。说到这里，他略一停顿，喝了口水，接着又继续说下去：“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些，判决前，你姥娘整天哭哭啼啼，她让我到附近的曹沙会村给你预定了一 口棺材，我已付了定金。判你那天，你姥娘从一大早就坐在树下嚎哭，一直把嗓子都嚎哑了，谁也劝不住，直到中午，参加大会的民兵和看热闹的人们回来后，知道 你判了死缓，她才停住了哭。唉，那一阵，全家人差点被吓死，如今你总算回来了，命大啊，真是天大的运气，以后好好活着吧，常言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说完后他就走了。三舅就是这么一个人，无论去到谁家，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好像老是那么忙似的。
次日上午，按照原先的约定，王子义带着陶福成的母亲来到大妹家，老人家身体不大好，时时在喘气，她出生在我们村刘家，论辈分，我叫她姑姑，谈话中得知陶福 成死后，他父亲当年秋天便去世了，老人家失去了依靠，改嫁了同村一个转业军人，虽说摆脱了过去的地主成分家庭，可十几年来却在暗中饮泣，没有过过一天舒心 的日子。交谈片刻后，我们一起到了县城的十字街口，与陶继舜的家属会齐。原来，昨日王子义已打发一个弟弟去通知了他们。陶继舜的妻子，在丈夫死后不久也改 嫁出去，那时她带着四个孩子，女儿十七岁，其他三个男孩都未成年，她嫁了一位双目失明的残废军人。当王子义把她介绍给我时，只见她满眼泪水，看到陶福成的 母亲，昔日的婶婆，自是一番伤心，她同时紧紧抓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放开，仿佛见到了久别的亲人，尽管我们从未见过面。我理解，从前我们都是一根绳子上拴着 的蚂蚱，因为家庭成分，受尽了折磨，我也更深地理解了什么是同病相怜。我问起她的境况，未待她答话，旁边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首先发话：“现在还不错， 我们都长大了，每个人都能干活，土地分开后，比以前强多了。自从我妈带我们出来后，基本没有受罪，继父是一个很厚道的人，他不能下地劳动，由公家养活 着”。接着又把身旁的一个少妇介绍给我：“这是我姐姐，她已经有了孩子，日子过得也不错”。他姐姐向我笑了笑，点点头。听了他们的介绍，得知大家都过上了 正常人的日子，再也不必忍气吞声，我也感到欣慰，对于我们这些曾经被打入另类的人，还敢有其它奢望吗？
一行人来到法院，要求尽快解决善后处理问题。接见我们的是一位高个子的副院长，答应尽快上报，要我们耐心等待一段时间。既然已经答应，再也无须多说，出来 后，我做了如下安排：“今天是头一次找法院，大家都来见个面，今后，大嫂和姑姑就不要进来了，由我和王子义、朱贵全、陶昭（陶继舜的儿子）四人代表大家交 涉”。
一百二十九
从法院回来后，还是打算先去看看母亲。本来，回来后的第一件事情，应该先去看望他老人家，大妹说二弟正在券窑，母亲每天忙着做饭，家小人多，很不方便，要 我迟去两天。可我实在等不及了，商量的结果，大妹让我次日去，，她说离城三十里，步走需要整整半天，二妹夫忙着种地，让他明天抽时间用自行车去送，我只好 同意。
下午，二妹邀我到她家看看，我去了。她住着一间很逼仄的房子，还是租的。据说，这个大院从前作过鞋厂，房间不少，如今成了民居，住着十几户人家。二妹夫一 家是老城的居民，几代都是农民，以种地为生，并没有其它收入。因此，家里除了吃饭用具外，几乎没有任何摆设。这天，二妹夫去神头镇要办一件事情，听说晚上 才能回来。我躺在二妹的炕上，听她向我讲述和梁月德结婚的前前后后，并穿插说了二弟的婚姻状况，对于自己走后这十几年的情况，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我们就 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大约四点过后不久，大妹突然领着母亲走了进来，我急忙爬起，叫了一声“妈”，她已坐到我旁边，抱住我就是哭，大妹哭、二妹哭，我 也哭，大家哭作一团，一时谁也说不出话来。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母亲才慢慢止住哭声，她哽咽着说：“妈要是知道你还有回来的一天，再苦，我也不嫁出去，好 让你回来有个落脚的地方……”我急忙打断她的话：“妈，你可不要这么说，你现在的家，还和咱们过去的家一样，永远是我落脚的地方。我知道，你那时很难，很 难，要不是万般无奈，也不会走的，你是为了弟弟妹妹他们好，你走得完全对”。尽管我这样说，她好像还是不能释然于怀，她说：“常言说，好马不被二鞍，好女 不嫁二夫，我真的是对不起你死去的爹”。说着又哭了起来。看得出，这些年来，她虽然摆脱了那个倒霉的家庭，心灵深处并没有多少快乐，旧时代赋予她的传统观 念，依旧牢牢束缚着她的灵魂，使她愧疚不已。我安慰着她，对她说：“都啥时代了，妈，你怎么还说这些话，人总不能为死去的人，没完没了地去受苦，要是我爹 地下果真有知，他一定不会怪怨你，他也同样为孩子们着想。妈，你走得很对，要不，还会受许多罪哩”。接着我把陶福成母亲改嫁一个转业军人，和陶继舜女人跟 随一个双目失明的残废军人的事情告诉她，大家都是一样的道理，要生存，只有摆脱那样的家庭。她表示知道这些事情，还告诉我，几年前，她听说王子义的母亲前 去探监，还特意到王家了解情况，并探望了陶福成的母亲，她那时很想去看我，只是不知为什么我在信中一次又一次地阻止她去，才没有成行。也许，那时我的一些 想法太残酷了，觉得见面还不如不见好，那种情况下的见面，会给双方造成长时间的痛苦。当然啦，不见面并不等于没有痛苦，儿走千里母担忧啊！
在大家的共同安慰下，母亲终于平静下来，但她还在紧紧握着我的手，仿佛怕我跑了似的。我告诉她，本打算明天出村，结果她已先进来了。原来，她是昨天傍晚听 人说我回来了，今天给工人们做过中午饭，让二弟安排他们晚上回自家吃饭，她搭乘供销社的马车匆匆赶了进来，明天一早还得赶回去。
晚上，我们依旧住在大妹家里，母亲已从痛苦中走出来。毕竟儿子活着回来了，活生生的一个人站在面前，她怎能不高兴呢？一个晚上，她不知说了几遍：“真没想到，半路上又捡回一个儿子”！此后，每次回到村里看她时，还常常听到她对邻人们说着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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