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夏之交，调整最低工资形成为趋势，而罢工事件也此起彼伏。
富士康及本田车厂的工人薪资将大幅度提高，使许多的人们感到乐观，看到希望。不过，一些评论指出，出现的罢工事件多为个案，其罢工“组织”基本上仍为个人，称为“工潮”较为勉强。这是比较冷静的看法。中国政府官员也有类似说法，其用意则是力图淡化罢工的冲击性。不过，罢工事件毕竟接连不断，此起彼伏，外资内资，民营国企，都卷入其中。
官方媒体主要报导台资或外资企业的罢工， 体现出中共官方对于这些企业出现罢工曾刻意宽容，而这一官方控制松动之际，劳资矛盾过程较为正常发展，资方妥协，工人们的要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于是人们看到，工潮正在出现，正在形成之中。中国工人在这个春夏之交里的举动，显出一些不寻常的意味。
■启示之一，罢工能否“正常化”
最先引起震动的是深圳富士康员工接连不断的非正常死亡。 从该厂的人员流动来看，辞职与招聘的数量都很大，失意员工的选择，本来多为跳槽出走，而近来连续发生惨烈的跳楼自杀，即使所占比例微不足道，却理所当然引起广泛关注。尤其是，指责富士康为“血汗工厂”的批评再起，从富士康厂到鸿海集团，都受到沉重的社会压力。
恰在此时，本田合资厂工人罢工，于是形成了对照。
员工跳楼自杀，可能很大程度上是抗争， 也可能主要因为精神或情绪障碍，甚至可能是因为某种诱导因素（如优厚抚恤金），并可能因为模仿而具有传染效应。涉及因素较多，且遗愿表达不大明确或不宜公开，即使其中有抗争因素，却往往比较模糊，同时，即使有传染性，毕竟是个人行为。罢工则不同，它们一般有明确的目标，是明白无误的抗争，且为集体行动。
罢工目标可能很狭窄，单一地要求增加工资， 涉及其它管理内容较少，体现为工人斗争之长期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罢工有明确的诉求，有回旋空间，经历过罢工的工人，其进攻、防御及妥协的能力，多少都会有所提高。而自杀，无论其含有多大程度的抗争意味，毕竟过于惨烈，较为消极而决绝，不仅不宜提倡，反而各界都应尽力阻止此类行为。
显然，富士康员工之间的正常交往，受到该厂管理方式的限制， 处于一种畸形的状态，这使得他们比较难以自发组织罢工。在这种情况下，员工竟然以自杀而表达其不满，出现模仿效应，以及先前优厚抚恤金的诱导效应，致使自杀事件一度接连不断。富士康方面采取了大幅度增加员工薪资的措施，同时，部署中的向大陆内地迁厂及向台湾回迁，也骤然间加快，而对于其管理方式，目前所见，仍只是承认有“瑕疵”，未见更多的公开反省。
但是，富士康风波尚未平息之际， 爆发了本田合资厂工人罢工的事件，而且蔓延开来，其它台资、港资、韩资工厂，以及一些国有企业，罢工事件接连不断，给人以出现工潮的感觉。
富士康员工的“第一跳”也许很偶然，甚至有传言说，那并非自杀， 而是他杀，工厂保安行凶的真相若隐若现。然而，连续多起跳楼自杀事件随之出现，即使厂方对某些员工密切注意之下，仍有员工挣脱身边人的阻拦而非跳不可，抗争的意味渐渐地显现出来。
南海本田员工的罢工也同样事发于偶然。与富士康员工一样， 本田员工若对工资或工作不满意，通常的做法是悄悄走人，另找工作。两个已决定辞职的员工，已不再惧怕失去这份工作，他们有更多的想法，决定临走前发动罢工，为同伴“谋点儿福利”。一人带头，就有其他员工响应，而那两位发起罢工的辞职员工，在仍应工作的期间遭厂方报复而开除，更激发了更多的员工参与罢工，抗争的潜意识清晰地显现出来。
必然性藏在偶然性之中。富士康与南海本田， 都是工作条件不错的工厂，制度较为规范，而工资则压在政府规定的最低线上，须以加班来争取更高的收入。相对于那些传统“血汗工厂”以较为粗暴的方式体现“中国模式”，这两家厂则是以较为文明的方式体现“中国模式”。“中国模式”以权力压迫权利、奴性压迫人性为其本质，而在这样工作、生活条件比较好，权利及人性受压迫形成鲜明反差，且大量年轻人聚集的地方，其潜在的不满情绪聚集，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最初的工人抗争，在任何地方都是偶然出现的。 富士康风波的悲剧性尤其在于，这一偶然出现，恰恰是在跳楼自杀，而非罢工冲动，事情随之进入一条愈益惨烈的轨道，一度连走出来都很不容易。而在南海本田，幸运的是，那偶然的出现，恰恰是在两个因决意辞职而不再惧怕，且因临别行善而萌发罢工冲动的小伙子身上。同样都是“压迫愈烈则反抗愈烈”，然而在这里，事情进入了更具社会性的螺旋。
再者，南海本田员工约两千人，数十或近百员工罢工， 即成一定规模，而深圳富士康员工数十万，管理“军事化”或许更高，罢工冲动更容易被湮灭。
偶然出现，生长为罢工事件，一个个的罢工事件接连不断， 看上去正在形成为工潮。这样一来，必然性就显现出来了──中国社会苦于“中国模式”久矣，而工人的反抗，这一次恰恰是从这一模式最文明之体现的地方爆发出来。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中共官方恰恰对这些地方有意无意地放松一些， 对这些“别人企业”的罢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得它们成为罢工控制锁链上较薄弱的一环。
中共治下，对其视为“负面”的事情一向遮遮掩掩。例如， 先前将失业改称为“下岗”或“待就业”，到了罢工出现并渐渐增多之际，则称其为“停工”，出租车司机罢工则为“停运”──在国外，运输工人或飞行员罢工，导致交通停运，而我们这里，有些人是喜欢把事情倒过来看。其实，失业就是失业，罢工就是罢工，改了称呼，改不了事情本身，反而造就了虚伪的形象。
这一次，似乎因为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的影响， 而罢工看上去温和得多了，且罢工发生在本田合资厂，于是，媒体直率称其为“罢工”，看上去比先前更为大胆。
“社会主义”中国的企业，先前只有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那么， 罢工似乎有损“社会主义”的面子。毛泽东晚年时，对他的“革命”进展状况很是不满，又无可奈何，感叹“社会主义”中国实际上“与旧社会差不多”，于是心血来潮，要在修订宪法时，规定工人有罢工自由。到改革开放时，再次修宪，这项与“动乱”似乎有联系的自由消失了。这意味着，罢工不再受法律认可，而在中国社会里，这样一来，似乎就意味罢工为违法行为。
不过，改革开放以市场化为导向，而市场经济之中， 劳资矛盾普遍存在，罢工是工人抗争的基本手段之一，中共本来不必讳疾忌医。问题是，市场经济畸形发展，官民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劳资矛盾隐身其后，中共自己造成的局面，自己也吃着其中的苦头。
现在，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最低工资调整的大背景下， 工潮此起彼伏，中共宣传部门尽管还是要下令禁止媒体报导罢工，而对罢工的忌讳，看来有所减少。这是否能成为一个契机，使罢工去掉伪装、恢复其本来面目，尚须观察。
■启示之二，工会能否“正常化”
“中国模式”的特色之一，是官方工会独此一家， 不准工人自发组织独立工会。官方工会以“维稳”为己任，可以说不知工潮为何物，于是，只要出现工潮，则官方工会处境尴尬。
这一次工潮中， 罢工工人成功地迫使工厂管理层与自己推选的代表直接对话，这很自然，而不同寻常的则是，本田罢工期间，官方工会不仅阻止工人罢工，甚至悍然动手打人，与罢工工人发生肢体冲突。
如今的中国，动手打人的事情越来越普遍。警察打人，城管打人， 政府机构雇用黑社会打人，工厂保安打人，现在连工会人员也开始对罢工工人大打出手。这样的“和谐社会”，当真是锦上添花，与时俱进，令人叹为观止。
可以说，官方工会对富士康员工的连续非正常死亡无所作为， 在工人罢工时貌似中立，他们甚至动手打罢工工人，意味着官方工会的存在已经毫无道理，它的现实性已经完全消失。
按照共产党的官方教条，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工会， 以及共青团、妇联之类，是共产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单以字面意义而言，这并不排斥自发的独立工会也作为纽带之一，正如《共产党宣言》视共产党为工人政党之一。多个工人政党并存，多个工会并存，是这个多元社会的自然现象。但是，现实中的共产党喜欢控制一切，支配一切，不喜欢自然生长的事物，不喜欢遵从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它排斥其它工人政党，当然也排斥非官方的自发独立工会。它要的是一种特殊的“纽带”，群众是否通过这“纽带”联系共产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共产党可以通过这“纽带”来控制群众。这样一来，共产党的控制欲得以满足，“纽带”本身却萎缩得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本来，工会、农会等群众组织有其独立性才能够丰富多采， 而它们丰富多采，形成深厚的社会土壤，共产党作为先锋队才真正有活力，有战斗力。而共产党专政的实践，工会作为群众组织完全听命于共产党，受其控制而萎缩，共产党本身则畸形发展，不仅在政党层面一党独大，且伸展到社会各个层面控制一切、支配一切。它自身不可避免地与群众隔膜，不可避免地官僚化，不可避免地向右翼转变。它既然要凌驾于社会之上，就只能这样站到民众的对面，与民众对立。
资方当然不喜欢工会，但官方工会意在“维稳”， 愿意配合资方治厂，资方何乐而不为。
富士康管理层看得很清楚，“跟我们谈工会问题和集体谈判”，就“ 像是把富士康看作外星球的企业”──“在全中国，所谓工会的真实状况是什么样的你们不清楚吗？”
此次工潮中，南海本田厂的工会代表在劳资谈判中一言不发， 而该厂所在地狮山镇总工会工作人员，则干脆承认，工会主要是“为工人和厂方提供一个沟通平台”，工人争取加工资，“是劳资双方的事情，工会不便介入”。这样处于劳资双方之外的“第三方”的工会，全世界罕见，它当然不是工人的组织，当然没有再存在下去的必要。
近来中共地方官员屡屡不顾官方伪善面目而坦率直言， 广东工会官员的坦率，是最新的一例。
中国工人经过“社会主义”的磨练，对罢工已经很生疏。 在南海本田，发起罢工的是决定辞职而还想着为同伴“谋点儿福利”的工人，他们在辞职后的“获准”期间发起罢工，随即被厂方开除。其他罢工工人为躲避打压，都戴上口罩以避免被人认出，当然也不愿意推举自己的代表，而资方要谈判却找不到谈判对手，只好摆出温和姿态，要求罢工工人推举其代表。显然，没有工人自己的工会，固然对工人不利，而对资方，也会有不便之处。这样，罢工工人提出独立组建工会的要求，就显出了其合理性和现实性。
其实，工人独立组织工会，未必就一定发展为政治反对派， 他们的直接目的，主要还是维护和争取自身的经济利益。此次工潮出现于本田汽车零部件厂，背景即为多个省市基本工资上调，佛山市也有动作，但本田厂的薪资水平原已高于当地水平，且公司产量大增，员工遂向资方要求加薪，但公司提出的加薪方案都未能满足员工要求，工人不满而采取罢工行动。
然而，中华全国总工会作为官方工会做出的反应， 却是更警惕地防范工人自己组织工会。它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工会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的紧急通知》，其所谓“加强企业工会建设”，是要“把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职工组织到［官方］工会中来”，明知不得人心，还是硬着头皮坚持，而所谓“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所谓“提高职工特别是生产一线职工的劳动报酬”，其实只是官样文章而已。
把更多的工人，把农民工，组织到官方工会中来，这样做是否合理， 要看这个工会是否真是工人自己的组织，是否能够在员工薪资问题上起作用，能够组织和代表员工参与集体谈判。企业工会在工潮中一言不发，甚至动手打罢工工人，地方工会以“平台”自居，退到“第三方”的位置，这样的“工会”，与其官方说法大相径庭，然而它们很真实、很坦率，不是那样云山雾罩，反而使得官方工会冠冕堂皇的所谓“紧急通知”，露出了忽悠本色。
这种官方工会的实际作用，只是跟在“党和政府”以及资方后面， 为“维稳”效力，而把所谓“加强企业工会建设”作为对工潮的反应，足以看出，中共官方之所谓“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所谓“先进性”，所谓“与时俱进”，根本就是谎言。有句话说得好，一个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官方工会在南海本田工人罢工的工潮中的实际行动，明白无误地表明，它是劳资之外的“第三方”。它不是工人组织，是冒充的工会。
反之，工人们要求重整工会，是工会在中国“正常化”的开端。
■启示之三，农民工能否成为工人
为调查富士康而很下了一番工夫的网友“刘德华接班人”称，“ 富士康在精神方面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血汗工厂’”。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结论。
这样的“精神血汗工厂”，已脱离了传统“血汗工厂”之原生态， 它的管理方式与精神，则难以超越中国的社会环境，仍显现出工业化初期或中期的特征。
在富士康，其管理以“军事化”著称，不过，这种所谓“军事化” 更多地体现工业化初期或中期的机械精神，徒有“军事化”之外表。军队讲究军纪，讲究服从，然而凡是能打仗的军队，都注重战友之间的生死情谊。战友之间的沟通，士兵对将帅的信任，使军队具有真正的战斗力。而富士康，则满足于将活人磨练为机器，致使其管理显得生硬、冷漠，缺乏人性。
在“社会主义”中国，“军事化”其实相当盛行。当年毛泽东发动“ 文革”，在其政治意图之外，也有改造人、改造社会的蓝图。毛泽东对“全国学解放军”这一命题大发畅想，即所谓“五七指示”，认为各行各业都可以亦工亦农亦兵，因而，所谓“五七干校”实为整人机构，但名目冠冕堂皇，同时，工厂和学校，往往也改为军队的连排班建制，煞有介事地着手塑造一种新型的 “中国公社”。
富士康当然不会效仿毛泽东而改造人、改造社会。 它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时代似乎重新恢复计划体制下的“工厂办社会”，乃因为它不能不聘用大量的农民工，而这些农民工正是“中国模式”下的一个特殊人群。
“社会主义”中国以户籍制度控制人口流动。 在计划体制时代就有农民进城打工，也有城市职工的夫妻“两地分居”。而到了市场经济发展之际，因为舍不得放弃户籍制度，于是生造出所谓“离土不离乡”的“中国式”城市化道路，即农民可以离开土地而从事非农产业的工作，但同时仍迫使他们保持其农民身份，仍在农村承包土地，只是这土地由别人耕种、经营而已。这样，大量农民“离土”而进入城市打工，人在城市，家在农村，造成空前大规模的“两地分居”。
富士康为其数十万农民工提供厂区宿舍， 吃饭及生活作息都纳入工厂管理，本来不失为一项好事，甚至可以成为一项德政。然而，“中国模式”的特征还是顽强地出现，即硬件设施现代化，软件滞后差不多一个世纪。西方“泰勒制”的“科学管理”视人为机器，但它确实有其科学性，且限于工作场合，而富士康在“中国模式” 的社会环境下，将“军事化管理”推向极端，到了迫使员工“机械化”、成为“机器人”的程度。
郭台铭既不是毛泽东，也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 丝毫没有打算在他的深圳厂区搞社会改造的实验。他为员工提供宿舍，与其企业的事业相联系，那么，这样的宿舍园区，不可能凭空成为一个和谐的生活社区。相反，管理层注重硬件设施，管理方式缺乏人性，保安粗暴蛮横，都是很自然的事情，而这样一架机器的运转，看来也只有员工以命相拼，才对它有所触动。
郭先生很聪明，他看到了问题所在，打算停止“企业办社会”实践， 把管理宿舍区这一社会功能还给地方。只是，做起来也许容易，放弃却难。国有企业的“企业办社会”造成了所谓“国有情结”，一旦放弃，到处都出现矛盾冲突。富士康是台资企业，但运转在大陆的社会环境之中，能否有所不同，可拭目以待。
由员工宿舍的供给制转为商业化，应属必然，其中的突出的困难， 或许仍在于员工的“农民工”身份。不错，富士康的员工不都是农民工，有许多是城市子弟，有非农身份，但毕竟还是有大量的农民工。富士康为他们提供宿舍，实际是它的一项成本，其缺乏人性的管理以及低素质保安，都与降低此项成本有关。无论是政府或租房供应商，若接手这一宿舍区，都要付出大笔资金。员工转为租房，其增加的薪资的一部分则转为租金，而对于富士康，大幅度增加的薪资，或许其中相当部分只是将先前的隐性成本转为显性而已。
这样，人们得以重新审视“中国模式”的所谓“增长奇迹”。
近20年时间里，富士康的深圳厂区，聚集了数十万员工， 从事现代化的加工、组装。那数以万计的农民工离开家园，与数以亿万计的其他农民工没什么不同，而他们进入工厂宿舍区，进入“军事化管理”环境，就显得与众不同。
一般地，农民出外打工，站稳脚根之际会考虑举家迁移， 开始新的生活。但“中国模式”不允许这样的社会变化，农民工只能与其家庭“两地分居”，而每年春节之际，则必有一次大规模的人员流动──计划体制下的“两地分居”有“探亲假”作为补偿，市场经济时代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农民工存在已久，住工棚，或租房而居是普遍现象。 租房须付出房租，那是自在生活的成本，而在城市里租房开始家庭生活，也逐渐增多。然而，若没有“军事化管理”的工厂宿舍区，要成就富士康那样数十万员工的大规模加工、组装，恐怕就有相当难度──厂区附近是否有足够的租赁房屋是问题，须组建相当规模的接送班车队伍也是问题。大规模招聘进厂的年轻人是否能够很快安顿下来，是否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迅速投入工作，在员工散居租房情况下，会成为常规性的问题或难题。
记得美国经济学家科斯说过，企业在市场环境中运行， 遵从市场规则，而企业内部其实是非市场的环境，这样就降低了交易费用。“军事化管理”的工厂宿舍区，将员工租房的市场化方式转为集体生活，以富士康方式，体现“中国模式”下企业运营的特殊性，可能有交易费用降低的效应，而社会成本实在高昂。矛盾激化之际，富士康要让它回到社会，恢复其市场化方式，当然可以理解，只是，它仍然无法回避“中国模式”下农民工的特殊性。
由此可见，“中国模式”下出现“增长奇迹”， 农民工在其中功不可没，而这样一跃而起，实际上造成了更多的社会问题。它们在短期内也许隐没在“增长奇迹”的光环背后，但终究会暴露出来，很可能会逐渐成为社会的慢性病，也很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尖锐化起来。
人们说，不能歧视农民工。这是一种善良的意识。现实却是，“ 中国模式”追求的经济增长，不但力图回避经济增长与环境生态的协调，也力图回避城市化的社会进程。农民工保持其农民身份，城市化就走入一种模糊状态，而农民工作为工人，也同样呈现一种模糊状态。
■启示之四，政府猛于虎
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自杀，一度闹得沸沸扬扬， 对富士康乃至鸿海集团管理层而言，社会压力极其沉重。工人们没有自己的工会，在资本面前相对弱势，而一旦他们挺身抗议，以死相争，资方再强大，也为之不寒而栗。
相比之下，在农村征地，在城市拆迁，许多地方都出现民众抗议， 也多有人们以死相拼的情况，而以政府出面，或以政府为后盾出面的征地者、拆迁方，比富士康那些粗暴的保安更凶狠残暴得多。他们可以召唤武装警察来弹压民众，还常常雇用黑社会人员作打手，打伤人是常事，打死人的也不少。即使民众被逼自焚，他们也无动于衷，甚至幸灾乐祸，还趾高气扬地要对被逼自焚者“依法治罪”。即使社会舆论壮着胆子提出批评，他们蛮不在乎，我行我素，动辄指责群众“不明真相”，指责舆论 “炒作”，很难看到他们道歉或自我批评。
企业主、工会、政府，三足鼎立，乃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社会常态。 而中国的社会现实，则是共产党政府凌驾于社会之上，强势企业主如郭台铭，也不能不正视工人抗议，而政府比这些大老板强势百倍。它对“自己企业”的工人罢工无所顾忌地弹压，对“别人企业”的工人罢工，可以施展手腕耍花样，加以利用──借用工人的力量压迫资方，但决不允许工人们自己组织起来。
不过，“别人企业”的工人罢工，以及“别人”的妥协， 都有示范作用，而且更映照出自己的强悍、蛮横。共产党政府那猛于虎的尊容，毕竟是藏不住的。
